这么多年来，在鱼梁洲种粮收一年、淹一年；在宁夏月牙湖乡第一年赔了13万元，后来收益较稳定但投入也大；在宁夏平罗县，流转3400多亩河滩地，投资340多万元修了防洪水利设施，受政策变动影响，种了两年后就被叫停，闲置撂荒……现在在枣阳，一年收益二三十万元，“有的种粮大户撤走了，我们农机具齐全，还建了烘干仓，实际赚个机耕费。”刘斌说。

　　回忆起过去，刘文豹坦言种粮路上并不顺利，四十年间“三落四起”，每一次辗转的背后都有着各种无奈——基础设施投入高，加上近些年土地流转、农资、用工等成本不断上涨，压缩了种粮收益；有的地方群众、个别干部各自逐利，种粮户缺乏话语权；个别惠农政策落地不精准，逐渐消磨种粮积极性……“不好的时候没人理，好了后又总有人眼红。”刘文豹说。

　　“搞农业很辛苦，特别是种粮。遇到问题，就解决问题，尤其要依法办事，土地、水利等相关法律，我都会去阅读学习。”维权意识很强的刘文豹，这些年因为种地没少打官司。再小的事情，他都讲法律讲规矩。

　　在一年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中，老农民的智慧掺着泥土和汗水，沉淀为刘文豹的“种地经”：一是凡事提前考量，不打无准备之仗；二是多读书，了解最新的农业政策和法律知识；三是坚持下去，绝不放弃。

　　起起落落多次，刘文豹始终没有远离种粮这个行当。

为“中国碗”多装“中国粮”

　　当年同他一同领奖的“粮王”，有的改行了或者“退休”了，而刘文豹这辈子就专注干这一件事。

　　“因为自己挨过饿，所以不想他人再受同样的苦。”刘文豹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下定决心把“多种地、多打粮”作为自己一生的信念。

　　奔波和坚守中，种粮的接力棒也在刘文豹家中完成了交接。

　　1984年出生的刘杰，自初中毕业就跟着父母走南闯北，从小喜欢机械的他，几乎包揽了田里的机械活。1980年出生的刘斌，是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在华中农业大学主修农学专业，也学了不少市场管理的知识。毕业后，他没有选择大城市，而是随父亲务农。

　　如今，刘文豹家里“老把式”搭档“新农人”，农场的生产经营水平也提升了。

　　“现在种粮条件在变好，基础设施更加完善，科技水平也越来越高，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有很大提高。”刘斌说，比如打药都用无人机，一天作业600多亩，2000亩地只用3天就完成了，效果也比过去更好。

　　关于种粮，两代人也偶尔会有观念冲突或争吵的时候。年轻人讲究科学和计划性，老一辈更依赖经验和抢农时。兄弟俩表示，这是源于父亲强烈的责任感，而年轻一代因为对种植技术更有底气，因而多了些松弛、少了点紧张。

　　“我们希望95%的工作都由机械完成，如果农田角落里有一块地不方便机械耕种，我们可能就先搁置不种了。但我爸说不行，机械不可以那就请人工来种，赚不赚钱先不考虑，反正地不能空着。”刘斌说，一开始并不能理解老爷子的行为，为什么不去算算经济账，后来才明白，“只有地上种满庄稼他才舒服”。

　　刘斌告诉记者，最初他也有过彷徨，产生放弃种粮的念头，想去武汉找份稳定的工作。但想到父亲在田里劳作的身影，丰收时脸上的笑容和眼中的光，他又体悟到了种粮的意义和那份自豪。

　　受父亲影响，刘斌、刘杰兄弟俩对土地和种粮的感情也日渐深厚，义无反顾地追随父亲踏上种粮之路。“国家需要有年轻人种田，这是老父亲的初心，我也想像老父亲一样成为新时代的‘粮王’。”刘杰说。

　　“退居二线”后，刘文豹还是常常闲不住，会到田里转一转。看着兄弟俩安心种粮，他心里也踏实了。

　　从传统农业到机械化生产，再向智慧农业转型；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西部大开发，再到乡村振兴……两代人踩着时代的鼓点，种粮40多年，经历了国家取消农业税，如今，粮食直接补贴、地力保护补贴、良种补贴、专项种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农业保险等惠农政策更加丰富。

　　“国家重视，我们种粮的底气也越来越足。”对于这一家人，土地已不单是生计的来源，更是精神的归属。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侯文坤 熊翔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