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中俯瞰良渚古城遗址公园。新华社发
赵晓豹是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他和河海大学土木与交通学院教授袁俊平一道，2016年起参与良渚古城遗址中水利系统的发掘与保护。
首次接触古代工程遗迹，两位水利与地质方面的专家起初有些不适应。“就连专业术语的含义都不一样！”袁俊平举例，“黄土”在土力学中指的是一种风积土，而在这里“竟然是指黄色的土。”或许是被5000年前文明的魅力吸引，两位专家尽管有诸多“水土不服”，但欣然参与了良渚古城遗址的发掘与保护，而且自此乐在其中。
不同学科领域思维碰撞产生的火花，推动了良渚古城遗址发掘与保护工作逐步深入。对水坝建造年代的疑问，促使团队成员进一步分析良渚人建造水坝的目的；在洪水演算和综合分析中，他们得出良渚水坝的功能不限于防洪和运输；基于水利常识，他们提出水坝建造必有溢洪道……在一次次学科的交流、碰撞、融合中，一个更加完整的古代水利系统，呈现在人们眼前。
除各领域专家，背景不同但同样热爱历史文化的年轻力量也为这个团队注入活力。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室馆员张依欣和她的大学同学“大多是搞遥感测绘的”，主要研究地理信息技术，“我也没想到，自己的‘专业手艺’没有用在工程建筑等领域，而是成为良渚古城遗址发掘和保护的利器”。
良渚博物馆藏品。新华社发
一开始，张依欣发挥专业所长，主要负责遥感影像数据处理，为田野考察提供准确依据。一段时间后，在王宁远的带领下，张依欣的工作状态逐渐从“坐在办公室盯着电脑屏”变为“在良渚保护区近100平方千米的土地上进行田野调查”。从室内转向室外，体力上的消耗更多了，但干劲更足了，“头顶太阳、脚踩泥土、手执刮子和手铲，满足了我对文化解密的所有想象。”张依欣说。
在王宁远看来，把团队成员从“舒适区”带到野外，并非强人所难，“纸上得来终觉浅，只有让足迹遍布保护区的每处遗址，心中才能有更清晰、更立体的地图”。
在这个团队，还有很多年轻人和张依欣一样，在短时间取得全面成长和快速进步。工科专业出身的赵容舟，负责良渚水利工程遗址的田野勘察工作；张鑫所学的专业是财会，在团队成员帮助下，她凭借对地图的敏感度和较强的记忆力，快速成长为一名图像解译的能手……
如今，团队积极给青年人才搭建施展才华的舞台，让他们能在这里尽情发挥，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很多年轻人说，能够在合作中收获、在交流中成长，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寻找中华文明早期的样貌，让良渚讲好中华文明的故事，值了。
能让中华文明初期模样再清楚一点，我们接力
“我们上古的祖先，坚忍地开辟了这广袤的土地，创下了彪炳千秋的文化，我们今日追溯过去，应当如何兢兢业业地延续我们民族的生命与光荣的文化呢？”
1938年，抗日战争的硝烟笼罩着华夏大地。时局动荡之际，良渚文化的发现者、杭州青年施昕更在《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中，发出了这一振聋发聩的提问。那时，他并不知道自己的发现，将为后人找到“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良渚古城遗址”提供了最初的线索。
80多年来，四代良渚研究者接续努力，才让世界认识了良渚这个发展成熟的史前文明。以施昕更为代表的初代研究者，白手起家、筚路蓝缕，为后世研究打下基础。新中国成立后，第二代研究者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此阶段，“良渚文化”作为考古文化谱系正式获得单独命名。1986年，良渚反山大墓的发现让良渚文化的中心回归它的命名地。此后，第二代、第三代研究者如同“开挂”，瑶山祭坛、莫角山宫殿区、塘山长堤相继发现，逐渐形成了大遗址群整体性发掘与保护的共识。2007年之后，第三代、第四代研究者发现了良渚古城，逐渐摸清了古城三环结构和精致庞大的水利系统。
如今，距离当年的“施昕更之问”已80多年。良渚文化传承的接力棒，已经传到了当今一代良渚古城遗址保护研究团队手中。他们也常常思考，自己的责任究竟是什么？
“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意味着中华文明的早期成果得到了世界的认可。我们要继续深入研究，不断丰富这些成果。”团队成员说，中国学者通过多年努力，改变了国际史学界用“文字”“金属”“国家”三大标准来判定文明的惯例。赵晓豹认为，对于良渚考古来说，良渚史前文明还有太多谜题没有解开；对于良渚文化的研究者来说，不断用新的成果去恢复中华文明早期的样貌，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良渚古城遗址为天下所知的同时，团队也受到了不少关注，各类荣誉、邀约纷至沓来。面对这些，团队成员没有躺在功劳簿上停步不前，对于他们而言，良渚古城遗址发掘与保护，才是最重要的事业。例如，范畴和赵容舟等组成的勘察小组从2021年开始，又对塘山以北的水坝遗址进行发掘和保护。这次踏勘的起因，是范畴在塘山以北的骆家山调研时，发现现代水库前方，有疑似古水坝，便展开了进一步调查。他联系负责影像处理的同事，在确定坐标后，开始进一步发掘。“这种高度敏感性是我们在工作中一直要保持的。”范畴认为，对于所有团队成员来说，成绩只能代表过去，关键是坚守内心追求、做好手中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