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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走的决心》:不过是做自己的决心,为什么这么难

来源:澎湃新闻 | 作者:刘春 | 发布时间: 2024-09-19 23:54:36 | 81 次浏览 | 分享到:

2020年9月末,56岁的苏敏终于决定“离家出走”,这一看似冲动又决绝的举动,实际上“蓄谋已久”,终于迈出的那道家门,代表了她再也不想继续的家庭生活。出走后的苏敏开始一人一车国内自驾旅行,她终于过上了自己以及很多人梦想中的生活。也许风餐露宿,也许诸多不便,但这种身心不被束缚的“自由”,实在是她半辈子的渴求。为了补贴旅行支出,苏敏把自己的经历发到网上做起了自媒体,令她没想到的是视频点击量和粉丝数量增长很快,更加出乎意料的是,她的经历被拍成了电影。

《出走的决心》海报

《出走的决心》就是这样一部根据真人故事改编的影片,导演尹丽川、编剧阿美、领衔主演咏梅组成的全女性创作班底在采访中提到,希望通过这部电影让更多人看到女性的付出和不易,鼓励更多的女性成为自己。由此出发,影片的改编策略颇具深意,正因为苏敏的出走虽是个案,她此前的经历却是许多女性婚姻生活的缩影,影片没有直接从事件当下切入,而是选择回到故事主角本身,围绕她的亲身经历,探讨这一备受女性关注的事件背后,蕴含的社会价值和人生启迪。

《出走的决心》既不同于经典的人物传记电影,没有选择第一人称视角或多个旁观视角去全然深入人物精神世界,也没有采取公路电影的方式,聚焦苏敏自驾途中对普通观众而言或许更具新奇感的各种遭遇,而是通过女主角李红(咏梅饰)少女、青年、中年时代的人生经历,试图回答一个生活中最常见的普通中年女性,为什么要出走、被什么阻碍,以及如何出走的问题。

《出走的决心》海报

影片中的李红,出走之前如同温水中的青蛙,明明想要反抗,还是被生活慢条斯理地吞噬。她是家中长女、两个弟弟的姐姐、某个男人的妻子、一个女孩的母亲,所有这些被贴上的标签,不过是李红多重社会角色共同构成的社会身份,丝毫看不到标签背后属于个体生命的鲜活印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一张用血缘、情感和责任织就的网,密密麻麻地困住了她。

围绕“出走”这一叙述核心,影片的讲述始于2016年,人到中年对黯淡生活已经全然接受的李红,突然态度坚决地想要参加高中同学聚会。以此事件为分界线,影片回溯了李红1982年-2008年的人生过往。18岁意气风发,以为能够靠读书上大学去往远方,却被父亲要求辍学做工补贴家用;25岁眼神倔强,以为依靠婚姻离开原生家庭就能自己做主,却自此陷入另一种束缚;几年婚姻生活后,想过离婚,但是为了孩子又没有独立生活的经济基础,只好隐忍。虽然现实一次次与她的理想背道而驰,却无法磨灭李红内在的力量,只不过此时的她,并不真正了解自己想要什么。参加同学聚会,实际上只是她短暂逃离眼前生活的契机,然而就像溺水之人没能得到浮出水面换一口气的机会,李红的心愿被不断忽视、打击最终破灭,她也不得不再次沉入痛苦的日常。

李红(咏梅饰)

影片只用了几个家庭生活片段,就非常简洁、清晰地勾勒出了李红和丈夫孙大勇(姜武饰)令人窒息的夫妻关系。后者对妻子颐指气使、漠不关心,高高在上且斤斤计较,永远在挑错和指责,丝毫看不到妻子的付出,也丝毫不关注妻子的内心世界。结婚多年,孙大勇对李红的指责始终是“不明事理”。影片以蒙太奇的方式串联了两人婚后数年间的几件生活小事,镜头采用纪录片式的冷静客观,在李红和丈夫之间来回切换视点,对比夫妻双方截然不同的反应,可以清晰看出孙大勇的所谓“事理”,就是妻子时时事事顾全丈夫面子,毫无怨言地承担所有家务,在家庭成员排序中永远把自己放在最后,最好不要提出任何个人需求。在这样一种不公的家庭权力结构中,丈夫无疑位于金字塔的顶尖,他可以随心所欲地要求妻子做出各种牺牲,更可怕的是,他在心安理得地享受这一切,并且认为理当如此。

《出走的决心》海报

虽然2016年的同学聚会无法成行,李红还是存留了以后再去的念想。影片提供了两处细节,结合参加同学会的心愿,展示了李红自始至终不被丈夫理解的精神需求。其一,是李红给家里添置玻璃花瓶。她羡慕外国电影里每天用鲜花装扮房间的家庭主妇,退而求其次用一束塑料假花,寄托对美的追求;其二,是李红在打扫卫生的教室走廊,听到声乐老师演唱的歌曲《夏天最后一朵玫瑰》,那一瞬间,优美的音乐仿佛带领她进入了一个没有眼前苟且的美好世界,从少女时代向她发出召唤。这些无法换算成具体物质,也无法带来经济收益的精神享受,是属于李红自己的情感安慰和精神寄托,在孙大勇眼中,却等同城里人的矫情和好好的日子不会过、不知足。精神认知完全不同频的二人,爆发过数次争执,花瓶很快被砸碎,中年李红甚至不惜用刀自残来打破丈夫带给她的质疑、贬低和压抑。在随后的几年,她不断尝试完成短暂出走的心愿,又一次次碰壁,最终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彻底离家出走,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

孙大勇(姜武饰)

对于李红的遭遇,影片除了展现她本人得不到尊重的家庭生活,还从她的母亲、女儿三代女性的不同境遇,以及李红女性同学、同事的遭遇,设立多组情节对比,试图全面展现女性普遍存在的多重困境。李红母亲对于父亲、兄弟、丈夫给予的不公,麻木接受且毫无怨言,虽然不能完全理解女儿的出走,但内心希望她过得更好;李红女儿理解母亲也支持她追求自己的人生理想,但面临职业、育儿压力时,也会理直气壮又无奈地牺牲母亲的利益;至于李红身边的女性同事和久未联系的女同学,当她们人到中年面临各种生活难题时,几乎都没有得到家里男性成员的帮助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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