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验证这一想法是否可行，胡思得和同事们深入加工车间和试验现场，亲自动手测量、计算，反复调试，拿出了一套调整办法，证明了这一想法的可行性。“我当时觉得很有意思，算是初步明白了理论应该如何联系实际。”胡思得说。
胡思得和同事们的工作大大加快了原子弹生产研制进程，并且为后来指导第一代核武器工程设计、生产、试验发挥了重要作用。
1964年10月16日晚，当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消息传来，身在青海221基地的胡思得加入了游行欢庆的队伍，喜悦填满心间。
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后，胡思得和小组成员返回北京，被安排参与氢弹小型化研制工作。
氢弹小型化工作，关键点在于小。要变小，结构上必须要有重大改进，而结构的改变又会对装置性能等各方面产生影响。
由于此前几个核武器型号的研发工作都很成功，大家此时有些“轻敌”，忽视了可能存在的挑战，使得这项工作从理论到试验都出现了严重问题，导致了“三炮不出中子”事故。
“我们做了三次点火出中子的冷试验，结果都不理想。”胡思得后来反思，“当初大家有些得意忘形，步子迈得太大。做核武器研究其实就像在悬崖边行走，成功的道路只有窄窄一条，一不小心就掉下去了。”
为了打响这一“炮”，随后半年多时间里，在邓稼先、于敏的带领下，胡思得和同事们坚持理论和实际紧密联系，与试验人员紧密配合，共同设计试验方案，改进理论设计。
“我们齐心协力，一处处改进，冷试验前后做了七十多次。对从结构设计到加工生产中的各个环节，我们都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胡思得说，为了克服特殊构型对装置性能的影响，他和同事们凭借在理论联系实际中得来的经验，巧妙地对一些零部件作用时间进行了相应调整，取得了十分理想的效果。
“最后一次冷试验时，我们圆满解决了此前的问题，打响了这一‘炮’。”胡思得说，在这次工作中，于敏等人实事求是、严谨科学的治学态度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也更懂得理论联系实际，以及从理论和试验的不一致中寻求突破的重要意义。
重心转向核军控研究
自参加工作以来，胡思得亲历了我国核武器事业从无到有的“高光”时刻，也见证了我国作为一个负责任核大国发展核武器事业的历程。
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苏等国已基本完成核武器研制所需的核试验工作，要求全面禁止核试验的声音愈加强烈。彼时，我国新一代核武器正处于爬坡跨越的关键时期，一旦被迫禁试，将给我国国防事业带来重大损失。
怀揣着对国防事业高度的责任心，已经病重的时任中物院院长邓稼先联合于敏启动了一项重要工作，向中央递交一份加快我国核试验步伐的建议书。
为了写好这份建议书，邓稼先和于敏在中物院北京第九研究所组织了一个调研小组，对核大国的核武器发展水平以及国际上的禁核试风潮进行详细分析。时任北京第九研究所副所长的胡思得也是调研小组的一员，他几次奔走于邓稼先的病床前，全程参与了建议书起草工作。
“老邓当时刚刚做完手术，切掉了部分直肠，身子坐不下，只能窝在一个汽车轮胎的内胎上，逐字逐句修改建议书，一边改一边疼得直流冷汗。”回想起邓稼先，胡思得满是敬佩和心疼。
最终，经过细致研究、反复修改，这份言辞恳切、深思远虑的建议书日趋完善。
建议书递交后，中央高度重视，我国核武器发展也按下了“加速键”。1994年，胡思得被任命为中物院院长，主要工作继续围绕建议书展开，组织领导了我国此后的历次核试验。
1996年7月29日，是计划外增加的最后一次核试验的日子，这一天恰逢邓稼先去世十周年。在当日举行的动员大会上，胡思得回想起一路走来的历程，感慨万分，动情地对大家说：“老邓在天上看着我们呢，我们一定会成功！”
试验当天，一声巨响如约而至，试验圆满成功，这是中国最后一次核试验。同日，我国政府郑重宣布，从1996年7月30日起暂停核试验。
暂停核试验后，我国核武器事业该如何发展？这一问题，早在最后几次核试验期间，胡思得等人便已有所考虑。站在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胡思得等人率先开启了中国最早的核军备控制研究。1989年，科学与国家安全研究项目（PSNSS）在中物院北京第九研究所成立，胡思得任研究组第一任组长。PSNSS成为我国对外开展核军控交流的重要窗口和平台。
1999年，从院长岗位退下来后，胡思得的工作重心都放在了核军控研究上。2003年，中物院战略研究中心成立，胡思得任首任主任。
如今，已经88岁的胡思得仍然关心核军控研究。没有特殊情况，他每天会去办公室工作半天，有时还要与年轻人开会讨论。年轻时多才多艺、身姿矫健的他如今饱受膝盖退行性病变的困扰，走起路来离不开拐杖，有时还需人搀扶。他还戴上了助听器。“好在眼睛还不错，看书还不用放大镜。”胡思得总是这样乐观。
当记者问起，他如何定位自己在我国核武器事业中的角色时，他笑着摆了摆手说：“我只是大海中的一颗小水滴而已。借助集体的力量，我们可以波涛滚滚；如果离开了集体，很快就蒸发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