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登珠峰，我失去了双脚

谷丰：您还记得第一次登峰是什么时候吗？

夏伯渝：第一次登珠峰是在1975年。我是在1974年入选国家登山队的。其实，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中国还有登山队，也不了解珠穆朗玛峰和喜马拉雅山，只知道它们是地理书上的地理位置。我参加这个选拔的主要原因是可以全面免费体检。结果一选拔就被选中了，从此走上了登山的道路。

谷丰：1974年进入登山队，1975年第一次登珠峰。这次登山顺利吗？

夏伯渝：1975年的登山与现在相比，在各方面都有很大差距。那次任务是国家任务，不仅要在顶峰拿回资料，还要进行科考和测量。这是中国第一次测量珠峰高度。当时的通讯、氧气、服装、器械等条件与现在有天壤之别。

那时的运动员展现了无惧困难、勇攀高峰的精神。由于天气预报不准，我们多次冲击顶峰都被大风吹下来了。有一次我们到达了8600米的高度，抵达第二台阶后背着几节梯子架在绝壁上，准备第二天冲击顶峰。这个梯子后来被誉为“中华梯”，1300多名中外登山爱好者通过它实现了登顶梦想。但当时突然而至的大风迫使我们在8600米高处等待了两天三夜。

谷丰：只差200多米就到顶峰了。

夏伯渝：是的，但在那个高度多待一天，身体的各项指标和体能都在急剧下降，所以我们被迫下撤。在撤到7600米时，一名队友因体能透支丢失了睡袋。我当时的外号是“火神爷”，不怕冷，一年四季都可以用冷水洗澡。我没多想，就把睡袋让给了他，结果自己双脚被冻坏。

谷丰：当时没有犹豫过或害怕吗？

夏伯渝：没有。那个时候根本没有时间去想那么多。在那个高度，睡袋就是生命袋。

谷丰：冻伤后您意识清醒吗？

夏伯渝：冻伤是一个过程，从疼痛、麻木到失去知觉最终冻伤。但我没有经历这些过程，那天晚上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时还背着装备，从7600米走到6500米。到晚上脱鞋时才发现已经冻伤。

谷丰：眼睁睁看着冻伤恶化，当时是什么状态？

夏伯渝：就像做了一场噩梦一样，希望自己快醒来，但醒不来。后来回到北京住院治疗。

谷丰：当得知要截肢时，是什么心态？

夏伯渝：感到人生特别悲惨，命运开了个大玩笑。我以前是足球运动员，脚不能受伤，但登山第一次就失去了双脚，无法再踢足球，觉得非常不幸。

谷丰：心态如何调整的？

夏伯渝：后来遇到一位外国假肢专家，他说装上假肢后还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甚至可以再登山。他的话给了我希望和力量，尽管身边的人都不相信，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但我那时特别渴望正能量的声音。即使是善意的谎言，我也愿意接受。

截肢、癌症、血栓，也阻挡不了我继续攀登的步伐

夏伯渝：通过登山我发现自己的体能、耐寒能力和适应性很适合这项运动。这种刺激性、冒险性和挑战性也很符合我年轻时的心态。既然踢不了足球，那就登山。从此登顶珠峰成为我的梦想。

刚开始的假肢非常简陋，无法支撑我登珠峰。于是我参加了残疾人运动会，在国际国内赛事中获得几十枚奖牌。大运动量训练导致假肢磨破了腿部，医生要求我卧床静养以便伤口愈合，但为了登山梦想我坚持训练，导致伤口长期不愈合，最终癌变并转移到淋巴。

面对生命倒计时，我并不害怕死亡，只遗憾无法实现登顶梦想。我告诉自己只要我活着一天，就要为梦想奋斗一天。病房里其他癌症患者和家属的消极情绪让我决定不再住院，每天骑车去医院接受放疗。尽管放疗带来头疼、恶心等不适，我仍尽量活动身体，坚持锻炼。

谷丰：病情稳定后，您继续走上了登山和运动的道路。

夏伯渝：是的。2014年攀登珠峰时遭遇雪崩，前面16名高山向导遇难；2015年第三次攀登时遭遇8.1级地震，身边28人遇难；2016年第四次攀登，在8750米的高度遇到暴风雪，只差94米就能登顶，但为了队员安全我选择下撤。虽然遗憾，但我相信只要活着就还有机会再来。

回国后，我因为血栓住院治疗，医生警告我不能再登山，否则生命随时可能有危险。但登顶珠峰是我一生的梦想，我绝不能放弃。

谷丰：全世界都在反对您。

夏伯渝：是的。很多人劝我享受晚年生活，不要再为这点执念拼命。但我认为人生就差这一步不够完美，一定要再试。2017年我为再次登山加大训练强度，每天早上4点起床锻炼，穿越戈壁和沙漠，保持体能。

第五次，我靠假肢登顶珠峰

谷丰：以生命赛跑，就怕没有这个机会了。后来第五次顺利登顶了？

夏伯渝：2018年5月8号凌晨3点，我第五次开始攀登珠峰。

谷丰：这个日子您记得特别清楚。

夏伯渝：最后一次其实非常难忘，并不仅仅因为登顶成功，而是整个过程极为艰难。从大本营出发时，天空雷电交加、狂风大作。这也是我多次攀登珠峰中最危险、最困难的一次。当时我心里特别紧张，想着：“今年是不是又要受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