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清城睿现数字科技研究院院长、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数字遗产专委会主任贺艳做客新华网《文保会客厅》，与新华网文化频道主编袁思陶博士进行了一场对话，畅谈了数字技术在文化遗产保护和活化利用方面取得的成绩和未来前景。

2024年夏，“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正式登录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据贺艳介绍，北京中轴线的概念和保护最早是由中国建筑史和文物保护的奠基人梁思成先生提出的，而梁思成的关门弟子郭黛姮正是贺艳的研究生导师。

2019年12月2日，郭黛姮和贺艳一起来到了北京鼓楼。当时，国家文物局等相关单位，希望对鼓楼进行保护修缮和展示利用，将其作为北京中轴线“申遗”中面向公众的展示点。

贺艳回忆，当天她和老师郭黛姮进入鼓楼一楼的券洞空间，发现里面过去十几年的时间一直只作为简单的纪念品销售的空间进行出租，整个建筑里面铺着老旧的地毯，隔墙还把空间隔得非常昏暗。她们二人联想到梁思成先生对于北京中轴线的“一根长达八公里，全世界最长，也是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的描述，开始思索该如何将北京中轴线的魅力重现。

钟鼓楼作为北京中轴线北端点，如何在有限的空间里实现无限内容，包括把传统建筑、城市格局让今天的人重新看见，正是贺艳和她团队思考的问题。

“团队2013年由清华大学设立。当时学校党委书记和校长都认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复兴需要借助计算机技术、数字技术等进行创新探索。正好我和郭黛姮先生在2002年便开始进行数字圆明园的探索工作。2013年，清华把我们整个团队从教学板块、产业板块当中独立起来，设立了一个单独的企业——北京清城睿现数字科技研究院。团队成立起来以后，我们更加专注在数字技术助力文化遗产保护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贺艳介绍说，“2019年时，我们团队已经成立了6年。进入鼓楼的第一天，我们就在考虑如何把基于数字探索形成的经验，对文物的数字叙述方式，运用到北京中轴线的案例中。”

贺艳表示，钟鼓楼最大的文物就是建筑本身，这是最应该被展示和阐释的空间，同时作为北京中轴线这样一个建筑群遗产，建筑本身的空间也是其最具有魅力的地方。因此，团队给出的项目方案，首先就是将加建进行拆除，恢复原有的文物空间。

“之后，我们用数字技术和投影创造了全新的沉浸式空间，上演时间的故事。”贺艳介绍说，“大家从这里可以看到从永定门穿梭到钟鼓楼的时间之路；也可以看到暮鼓晨钟，包括日晷等一系列中国人的计量仪器来进行的对时间的表达；还可以看到北京城从元明清都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的历史，以及钟鼓楼成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历经修缮到今天重新开放的历史沿革。这里面非常完整地体现了时间和空间的伟大交汇，观众能够从中感受到时间的流逝，感受到中国人的宇宙观和时间观，感受到古人今人之间的情感共鸣。”

在众人的努力下，北京鼓楼“时间的故事”数字互动体验展推出后，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欢迎。贺艳认为，正是数字技术的辅助，才能在这些重要文化遗产保护中完成更好的叙事。

科技手段要为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服务

“科技助力文化遗产保护的过程中，最大的挑战就是怎么去叙事。”贺艳强调。

贺艳认为，文化遗产保护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保护它本身的价值，关键的不是它的建筑本体，而是它作为一段消失的历史记忆曾存在的证据。文物遗产保护的初衷，就是透过所保留的证据让人们更好地了解消失的文化传统。而科学技术本身比较机械的，更多的是一种技术性的表达。因此，文化和科技的跨界对话，必须明确的是“需要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如何讲故事？讲故事的对象是什么？”关键则在于所使用的技术手段要为这个目的服务，并达成实际的效果。

多年来，贺艳团队秉持着这一宗旨，在文化与科技融合的道路上，创下了许多佳绩。

据贺艳介绍，“数字圆明园”是其团队将数字技术引入文化遗产领域探索的第一个项目。早在1999年，贺艳的导师郭黛姮便提出了计算机技术随着发展是否能运用到文化遗产的展示中的问题。这在当时是非常新的想法。之后，郭黛姮便带领包括贺艳在内的研究生，一起尝试用三维建模做了几个圆明园景区的数字建模，发现这是可行的好办法。到了2009年，“数字圆明园”作为科研项目在虚拟现实平台正式启动。2013年，“数字圆明园”得到科技部国家科技计划的资助，项目推进速度更快了。截至目前，用数字建模和虚拟现实的方式，已经将圆明园近3.5平方公里中的65%的景区，在搭建的数字场景中得到了复原。人们可以在虚拟现实平台里面实现漫游，亲眼看到圆明园曾经的辉煌。

“郭黛姮先生从梁思成先生手上继承下来的责任，就是研究者从事的东西要让普通老百姓看到、感受到。”贺艳表示，“圆明园复原一开始用的是CAD建筑专业的图纸，但这些可能不是老百姓能够看懂的。而用数字建模的技术，就可以把建筑学语言转换为具体的图像，老百姓就能看懂了。”

“我们在‘数字圆明园’中还建构了一个时空单元的概念，比如圆明园里面某一个景区、某一个建筑遗址，不仅展示了它历史中辉煌的状态，还包含了今天遗址的状态，这是我们希望大家见证到的时空的变化。而且，圆明园是160多年前的重要景区，但圆明园从兴建到焚毁也花了153年，所以我们不仅记录了毁坏后的遗址，在辉煌实景里面也分有不同时代的场景，比如雍正时期、道光时期等。通过时空单元的变化，可以辅助建筑史学者更好地了解清代中国建筑的技法和园林营建的变化。数字技术的使用也可以更好地辅助科研研究。”贺艳介绍说。

据悉，“数字圆明园”在2016年通过科技部验收，并受到了很高的评价，被认为相关技术可以给更多古遗址、古墓葬的保护和阐释提供帮助。贺艳表示，目前相关技术也确实应用到了陕西兵马俑、新疆库车的古墓群保护当中。

科技助力对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

提到新疆库车，贺艳表示，文化遗产保护的很多工作都是系统性的，不是一个个单一的项目，像北京中轴线的相关保护工作，团队不只是做钟鼓楼展览，还完成了整个北京中轴线整体的展示阐释规划（包括标识标牌全线性的展示体系），而新疆库车位于古龟兹文化的富集区，需要实现的是更长期地对整个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和阐释。

“2005年，我第一次到库车，参与他们为整个城市制订发展规划的工作。其中，非常重要的篇章就是要对它的文化遗产进行系统性保护。在城市建设发展过程中，可能会给文化遗产保护带来一些压力，但同时也是挑战和机会。”贺艳说。

据她介绍，2005年，库车启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研究；2008年，《库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申报材料》编制完成；2012年，被库车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随后，按照库车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开展了一系列的实施工作，包括深入社区和老百姓沟通，了解他们对住房和生活条件改善的需求，也结合本地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比如2007年在地下商业街施工的过程中发现了古墓群——库车友谊路墓群。库车友谊路墓群是当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并在2013年入选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库车友谊路墓群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上面所用的纹饰和符号（墓葬造币上有清晰的斗拱形式），乃至整个墓葬的形制，与敦煌河西地区是一模一样的，见证了它与西域各城郭乃至中原地区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墓葬位于城市主干道马路正下方，当地政府非常有远见，发现墓葬后便实施了就地保护，后来在城市主干道旁边建起了龟兹魏晋古墓遗址博物馆。”贺艳表示，“整个博物馆的设计和古墓群布展的设计都是我们团队完成的，用下沉式、虚空的方式引入地下，妥善地处理了博物馆整个建筑空间和城市道路的关系，并使用全息技术用透明的展示方式，让大家在古墓群现场身临其境看到消失掉的文化传统。”

据悉，龟兹魏晋古墓遗址博物馆项目荣获了全球建筑设计领域的重要奖项——2024年缪斯设计金奖，还获得了全国考古遗址展示优秀案例奖。2024年7月15日开放后，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好评，包括蒙曼、俞敏洪等专家名人都给予了展馆非常高的评价。

贺艳认为，这个项目体现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合力——国家给了展示和保护的经费、地方政府盖起了博物馆，也体现了考古工作人员和展示阐释人员的合力——考古发掘团队将考古的内容价值提供给设计团队，设计团队按照要求完成了基本叙事，充分体现了文化和科技的结合。

在新疆库车，贺艳团队还将数字媒体技术，充分地运用到当地的新疆传统建筑古民居的保护展示中。该项目是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品牌项目“拯救老屋行动”的组成部分。贺艳团队请来了故宫的专家，为新疆维吾尔族的工匠远程上课，让他们了解文物保护的基本知识；并采用开放的方式，在围栏上放上项目的介绍、宗旨，吸引游客到现场，让他们跟着研究人员一起用数字媒体记录的方式，对古民居的修缮过程进行传播。贺艳团队的努力，引发了当地群众的踊跃参与，甚至吸引到年轻人主动加入工匠团队中来。

“老建筑、古民居承载了非常多历史、文化的见证，所以老百姓参与修缮时非常自豪，很多大家忽略掉的历史上的真实故事也在这一过程中，被大家发掘出来。”贺艳说。

数字技术提升文化遗产保护展示的公众体验感

“很多文物知识非常专业，对老百姓来讲隔得很远。我们最早从事这份工作时习惯于把我们所知道的都讲给公众听，但后来发现这其实是不对的。”贺艳指出，“向公众阐释文物相关知识的最关键的点是先做‘减法’，要把信息进行分层。第一层是观众最关注的基本信息，第二层是进一步探索，第三层可能已经深入到需要观众买书回家自己看。为此，我们一遍遍地调整，力求让展示的内容更加直白。”

贺艳表示，钟鼓楼展览，乃至龟兹魏晋古墓遗址博物馆的成功，除了数字技术令人惊喜，文本能让大家读得懂，也是很重要的因素。所以，“翻译”是非常重要的，不但要在文化从业人员和科技技术人员之间做好“翻译”，让文化与科技更好地结合，也要在专业人员和公众之间做好“翻译”，满足大众传播的需要。

贺艳认为，让公众更好地理解并发自内心地参与到文化保护的工作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文物保护的研究和阐释工作不能停止。基于今天的设备，能达到的东西离终极目标有所差距，但是，在现有的手段下文物保护的阐释，基于今天的技术，可以让今天的人，更好地理解文化遗产的价值，并且建立起热爱。

“做了20年的‘数字圆明园’，我们一直有一个梦想：那就是有一天在圆明园遗址上行走的时候，可以用眼睛亲眼看见废墟的重生。虽然今天的数字技术、数字创意还无法让我们憧憬的场景得以实现，但它却打通了消失的文化传统和今天的链接，让今天的人和过去冰冷的文物建立起了全新的感情。正是在这样的感情基础上，我们才有了对文物保护的主动性的热爱。”贺艳说。

贺艳对数字技术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据她介绍，数字技术可以实现虚拟跨时空的分享，比如“数字兵马俑”，让希腊的观众能够远程在线上看到兵马俑坑、看到中国的将军俑和希腊博物馆的士兵俑呈现在同一虚拟空间中进行对话。在未来，数字技术对于构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对于数字技术、数字创意，乃至数字应用场景在文化遗产领域的出现，贺艳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这将带来全新的产业发展方向。从投影设备、多媒体设备的投入，到软、硬件开发，再到数字体验消费场景的新兴业态，必然会产生全新的数字文化消费。

“由此，文化遗产保护除了社会价值，也会带来新的经济价值。它的造血能力，乃至切实带给公众的体验感，有助于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可持续发展。”贺艳总结说，“数字技术对于讲好文物故事让文化遗产增加更多的体验感，以及产生更多数字消费的媒介手段，都起着重要作用。”

展望未来，贺艳满怀期待：“我们生活在这样的数字时代，未来可期。相信随着科技的进步，今天做的很多事情，未来都可以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