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树立徐幹作士人典型，用意与萧统推崇陶潜是一致的。萧统大力表彰征士陶潜之“德”，且在《文选》中多选其诗文，绝不是出于对隐居行为的倡导，而是希望“能读渊明之文者，驰竞之情遣，鄙吝之意祛”（陶集序），即借助陶潜，达成“有助于风教”的功效。而刘勰将“沉默”标举为士人美德，未尝不是为了激贪止竞，矫厉风俗，只不过在名高一世的历史人物系列中，他有意识地选择了积极入世的后汉文士徐幹作为典范，而没有选择东晋征士许询，自然也就不会选择后起的征士陶潜。

再次，刘勰不提东晋征士许询，应当是属于刻意回避。《世说新语·文学》注引《续晋阳秋》说：“询及太原孙绰转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辞，而《诗》《骚》之体尽矣。询、绰并为一时文宗，自此作者悉体之。”许询、孙绰既然都是备受推崇的一代文宗，刘勰当然不会不知，但他叙述诗歌史却只提孙绰，而不及许询，《明诗》说：“江左篇制，溺乎玄风……袁、孙已下，虽各有雕采，而辞趣一揆，莫与争雄。”本来是“许询、孙绰”齐名，而刘勰则改称“袁宏、孙绰”（袁宏能诗，《诗品》列于中品）。另外，《才略》叙述东晋文学，也是“袁、孙”并提。分析个中原因，不会是由于许询善作玄言诗的缘故（孙绰也是玄言诗大家），而是与他的身份和出处有关：孙绰一直在朝为官，位至廷尉卿，而许询则一生不仕，托迹山水，“嗤笑徇务之志，崇盛亡机之谈”。作为一代文宗的征士许询，由于其处世姿态与儒家经世之旨相左，尚且被刘勰排除在文学史叙述之外，则归隐田园的后起征士陶潜，当然也就没有被提及的理由。

总之，“不及隐者”作为一种规限，贯彻于从《明诗》到《时序》《才略》《程器》各篇，的确构成了全书的撰写体例。实际上这一体例刘勰在《时序》中有明确的交代，那就是他要论述的是“缙绅之林”，也就是入世士大夫群体所生产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