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中国文艺创作有特别丰厚的现实主义艺术传统。这种丰厚的现实主义艺术传统，对于文化产业的模式化、类型化创作方式会形成强有力的制衡。我们如今在理论上讨论现实主义，往往把它窄化为题材，但其实中国文艺的现实主义传统，更应该作为一种艺术观念来理解。作为艺术观念的现实主义，强调文艺创作的源起是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强调文艺创作要在情感上和大众同频共振，强调文艺创作在审美形态上是大众的而非精英的。

但是，现实主义艺术创作观念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受到来自不同创作方式的挑战——既有以精英主义为旨趣的现代派，也有西方大众的情节剧、类型剧。二战以后西方现代派的精英面向，有着对于美国消费性大众文艺抗衡的一面，强调艺术要带给个体更为细腻、直接的感性体验，但其本质是一种自由主义文艺观，发展的方向也越来越偏向于在精英文化圈的自我循环。这种现代派艺术观念，目前仍是国际上许多文艺奖项的主要标准。而以美国为代表的大众文艺，在二战以后，尤其是在1990年代以后，快速地朝着消费主义方向发展。在影视创作领域，逐渐形成了情节剧的创作方式，发展出发达的类型剧传统。情节剧看似吸纳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但实质上弱化了现实主义对于社会生活中复杂关系的深刻揭示，弱化了现实主义对于人物、人物情感复杂性的精准塑造。更为重要的是，它弱化了现实主义内在地对于社会发展方向的积极探寻。在情节剧基础上衍生出的类型剧，越来越多地朝着以“编剧法”为基础的工业产品生产而去。

中国文艺长久的现实主义传统以及对现实主义的不断强调，在文化产业发展中形成完全不同于上述两种创作方向的创作方法。新大众文艺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精英文艺的超越，更是对美国大众文化过度消费性的克服。新大众文艺也是在回归现实主义传统的过程中，吸纳精英艺术的有益部分，创造带有主体性的新型大众审美。比如电视剧《山花烂漫时》的编剧，之前是《欢乐颂》等多部畅销影视剧的编剧。在《山花烂漫时》这样的严肃题材作品中，她既能够把张桂梅的事迹用“创业”的方式来“编”，戏剧性地展示张桂梅如何一步步地在平地建起了华坪女中，又自觉回归现实主义在社会环境中塑造个体的创作传统；更为重要的是，她所塑造的张桂梅及其周围的人物形象，又不是现实中的静态形象，而是更为强调人的能动性与主体性，强调每个个体如何在自身环境中，以自己的方式默默地推动着社会的进步。比如在《县委大院》这部呈现基层公务人员日常工作的电视剧中，我们也能发现，它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是在表演上更集中地将人物置于具体的生活矛盾与人物关系中，通过演员细腻又有风格的表演，呈现出中国基层干群关系极为丰富的面貌。

新大众文艺正在展开的振奋人心的新面貌，需要我们给予中国式的理论解释。当前学院派的大众文化研究，批判性有余，建设性不够；对于中国文化产业的特殊性，缺乏理解深度。因而，我在这里暂且用“中国特色新型文化产业”来命名它。但面对“新大众文艺”这样一个崭新的概念，我们特别需要深入思考研究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有什么特点，既要研究它在产业组织方面的特点，也要立足于当前的艺术实践，分析具有典范意义的作品。发展新时代中国文艺的现实主义理论，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大众文艺理论，是中国文化实践对理论工作者提出的全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