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光里的男孩》的导演达杰丁增曾跟随万玛才旦担任执行导演，参与制作了《塔洛》《撞死了一只羊》《一个和四个》等影片。在担任执行导演十年后，达杰丁增终于完成了自己的首部长片，不少影评人认为《月光里的男孩》是“藏地新浪潮”的又一力作。2024年，达杰丁增凭此片获第十四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创投“MPA最佳潜力新人”；2025年，该片入围第3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儿童片、最佳导演处女作奖项，获得第12届重庆青年影展主竞赛最佳影片奖，首次出演电影的小男孩久美江措凭借该片荣获第18届中国国际儿童电影展最佳男演员奖。

　　《月光里的男孩》讲述了小男孩扎西因一次意外误伤了与自己同名的流浪狗，从此内心深陷愧疚的泥沼，成年后的作家扎西重返故乡，踏上追寻真相、完成自我救赎的故事。电影于1月6日在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专线上映。上映当天，导演达杰丁增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畅谈这部长片首作的幕后故事。

　　《月光里的男孩》是一部心理电影，既反映了人们心中如海洋般的壮阔与不可捉摸的情感，也反映了时代的变迁。在万玛才旦导演离世之后，我们又看到了一部优秀的藏语电影，这是对万玛才旦最好的告慰。——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 苏牧

融合两篇小说的要点 讨论个体身份与价值变化

　　北青报：这部电影改编自赤·桑华短篇小说《怀念一只叫扎西的狗》和《柔旦的弟弟叫洛洛》，您为何把两部小说融合在一部电影里？

　　达杰丁增：《怀念一只叫扎西的狗》讲述的是小男孩扎西救下了一只流浪狗，他将这条狗送给了一位无儿无女的阿妈，阿妈卓玛给这条狗取名为“扎西”，把这条狗当作自己的儿女一样对待。村民们也不把这条狗当狗，总把它叫作“阿妈卓玛家的扎西”。然而，扎西在学校里却被同学们称为“狗扎西”，他因此开始恨阿妈卓玛，“怎么偏偏给一只流浪狗起我的名字”。于是，扎西一直想打死这只“阿妈卓玛家的扎西”。

　　这篇小说讨论的是人对名字和身份的执念，以及人在其压迫下产生的价值扭曲和异变。一个善良的小男孩救下了一只狗，却因同学们将两者名字作为关联，男孩扎西的价值观随之产生了动摇，甚至要去打死他曾经救下的狗。

　　《柔旦的弟弟叫洛洛》也讨论了身份的议题，这篇小说里的所有人都把主人公洛洛叫作“柔旦的弟弟”，洛洛只存在于哥哥的阴影之下，于是洛洛这一个体的名字便不存在了。

　　2019年底到2020年初，我宅在家里，看到了这两篇小说，篇幅都很短，只有几千字，却很吸引我。2020年伊始，我只用了一周的时间把它们改编成了剧本，融合了两篇小说的要点，我还把小说里留白的部分衍生了许多剧情，比如现在影片中作家的角色和录像厅的剧情等，剧本扩充到了四万字左右。

　　在初稿中，作家的角色只在结尾处出现。我原本设计的结构是，在电影结尾时，把镜头停留在一个人的脸上，然后突然拉入作家在回忆的画面，他开始书写这个故事。而现在的电影结构是作家儿时的回忆穿插着作家回到村中的当下处境。这是反复修改剧本之后呈现的效果。

修改故事结构 让电影与现实生活产生情感串联

　　北青报：您为什么把剧本修改成了现在的故事结构？

　　达杰丁增：我把剧本的初稿请万玛才旦导演过目，他认为这个剧本的台词很细腻，也很幽默，能够感到这些台词确实是从天真幼稚的儿童口中说出来，如果将这个剧本作为我的首部长片拍摄的话，可行性很高。

　　2022年，我带着这个电影项目参加了FIRST青年电影展的创投会，并获得了最佳剧本奖。影展在此期间安排我们参加为时七天的训练营，每天都要跟导师聊剧本，做出修改。当时是文学策划阿美老师带领着我，给了我许多建议和帮助。每次修改完的剧本，我都会发给万玛才旦导演，他提议可以再增加一些作家现实生活的部分，而不是单单以回忆儿时经历为主。原本的作家戏份只是宅在家中回忆，这样的设计会与观众拉开距离；如果加入作家当下的生活和处境，会让观众产生更多共鸣。

　　北青报：电影还加入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录像厅兴起的背景，村中的孩子们想方设法地观看电影，录像厅播放的影片很多都是香港电影，尤其是动作片，这是来源于您看电影的个人经历吗？

　　达杰丁增：从现实生活的层面而言，这的确是我的生命体验，但也不只是我个人的，而是当时整个中国乃至东亚区域的人关于电影的回忆。当时进入录像厅，大家都会看到香港电影，而且非常喜欢看周润发或者刘德华等明星表演的动作片，这些电影还走向了韩国和日本，影响了一代人。

　　从电影的本质而言，加入录像厅的剧情是因为电影本身就是一种媒介，且是当时最新的媒介。甚至，我认为当下的AI视频也是从电影媒介延伸出来的。电影作为媒介，对人的思维模式、情感表达产生了非常直接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影片中在录像厅的男男女女产生情感时，他们不再含蓄和胆怯，而是学着电影的表达方式，直接与对方交流，他们的心境随之开阔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