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千里路云和月》定位全景式百姓抗战剧，尽可能铺开那个年代士农工商不同阶层人士抗战的图景。张永新说，芸芸众生都有成为英雄的潜质，一个民族的伟大，正在于普通人能在关键时刻超越小我。

  上海城外，万福与小月短暂相逢。一个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强行充军的厨子，一个随小姐助演活报剧的丫鬟，1937年，本该新婚的他们于战火中离散、错身，别后天各一方……

  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正在CCTV-8和爱奇艺热播。剧中这段乱世流离下的匆匆一面，前景给了被推入战争浩劫的平民，后景是整个抗战时期在街边巷尾、田间地头唤醒无数民众的《放下你的鞭子》——这未必是剧中情感浓度最烈之时，却高度浓缩了彼时社会的剖面，也暗示了历史的必然。

  日前，在接受本报独家专访时，导演张永新评价这一幕：“14年抗战，这出活报剧轰动神州大地，因为‘九一八’是全民族深切的痛；‘高粱叶子青又青’唱了一遍又一遍，它和许多抗战中的文艺作品都激起了民族抗争的意识、全民抗战的力量。这与我们想用平民视角、人民史观讲述抗战故事，在逻辑上是统一的。”

  中国影视的谱系里，抗战题材之所以常拍常新，张永新说，“历史”是最铿锵的回答。“创作上有个原则——历史是谁的历史？我以为是我的历史、你的历史，是所有中国人自己的历史。”所以《觉醒年代》后，他选择投身这部作品，“‘贴着地皮’去看那场持久战里具体的人，用历史的和辩证的角度来认知中华民族精神的高贵，认知中国为什么一定赢”。

战火，炊烟

  “和平年代，一蔬一饭都是寻常。时间倒退80多年，若告诉你这碗饭来自日本的米店，吃还是不吃？”导演借剧中之争，道出他被“战火与炊烟”双线结构触动的原点。“抗战时，不仅前线沙场硝烟弥漫，后方也是战场，米饭可以是跪着或站着的标尺，柴米油盐里存在小节和大义的冲突，那是另一种意义上战争的窒息、残酷、剥夺。”

  2023年春天，上海定时文化的制片人穆小勇携剧本找到张永新。传统阴阳鱼耦合的架构让导演眼前一亮：张云魁从旧军人到共产党员的步步转变，厨子孟万福从苟且偷生到堂堂正正地成长，构成命运的流转。而剧本中，张汝贤与儿媳丁玉娇的一场戏，看得他心潮澎湃、泪流不止。“乱世风云和个体浮沉交织，中国军民在前线和后方抗击侵略者的奋斗与牺牲融为一体，我想我可以和创作团队一起奔赴了。”

  《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双线叙事始于淞沪会战爆发。旅长张云魁刚入家门即辞家人，领命带队开拔，留下老父张汝贤与身怀六甲的妻子丁玉娇。也是八一三那天，韩小月还在盼着婚礼到来，却不知新郎孟万福在取喜服的半路被暴力充军。命运齿轮转动，一边是张云魁踏上迎战之路，另一边，他的家人与万福相互扶持着辗转上海。剪不断的前线与后方，家与国，山河同在。

  区别于常见的抗战叙事，为国、为家拼命的张云魁和孟万福们没有确凿的历史原型。“这既是更大的创作空间，又何尝不是沉重的‘镣铐’。”张永新用了极为慎重的修辞，“因为主人公们虽不从历史书中来，但他们身上总有先辈、英雄们的影子，有历史洪流裹挟下无数普通人生活的真实情态。”信史与艺术虚构间的创作平衡，充满“度”的难题，而他信奉，“天下好戏，唯真不破”。

  “战火”前线，武器、军装历经严格考据。小到一枚新四军军装的臂章，以皖南事变为界，会随服装制式的改变而更迭。“不能预设观众不懂，这是很傲慢的。”在张永新看来，服化道精益求精是对历史的敬畏，也是创作者必须翻过的山。

  表演层面亦如是。“真实的淞沪会战，战地区域地表浅，战壕挖不到30厘米，就有地下水涌上来。很多时候，战士们在积水中厮杀、在积水里倒下。”导演记得，拍摄剧中白家宅一役，正是盛夏，地表温度近50℃，阵地上、战壕里的积水在高温下早成了脏水。“置身那样的环境，血雨腥风、惨绝人寰的感觉会穿越历史扑面而来，你能触摸到历史的温度。”

那一战，于连长被流弹击中，仰面倒在孟万福眼前，污水顷刻漫上耳眼鼻口。“观众隔着屏幕尚且受到视觉冲击，现场，存了20多天的积水隔着好几十米都能闻到刺鼻味道。可只要不喊停，演员就一条条拍，一次次被脏水倒灌。”后来，从脏水里起身的张晶伟告诉导演，创作者都抱着一样的心，希望能离真实近点再近点。

  “炊烟”后方，1937年到1945年，乱世中的上海时局变幻莫测。张永新许多次向许静波带领的历史民俗顾问团队发问，不同的人物身份该配什么样的纸笔，街上哪些人戴礼帽、穿皮鞋，林林总总都要基于史料支撑，“言必有出处”。

  有时候，问题还很苛刻。剧中鸠占鹊巢的张云旗要给丁玉娇施压，感慨塌棵菜一天一个价。张永新问，能知道具体日子对应的物价吗？最好精确到日、锁定到法租界内或外。“我自己都觉得太霸道‘无理’了。”但团队报以精准的学术开掘，因为创作理念一致——“硝烟对撞人间烟火，炊烟变了血色。一天之差、一条弄堂之隔，物价可能天差地别，这是战争对百姓戕害很具象化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