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手法“百花齐放”

仅从书名上看，20世纪80年代的“鲁迅传”已包括“正传”“评传”“故事”“画传”“印象记”等形式，这种表面上笼统的区分方式，结合具体文本还可以进一步划分：如郭同文编著的《鲁迅青少年时代的故事》、何启治的《少年鲁迅的故事》等，就因为只描写了鲁迅生平的一个阶段而成为具有“阶段性”或曰“半部书”性质的传记（即叙述传主部分生平）；而像罗慧生的《鲁迅与许寿裳》、范志亭的《鲁迅与许广平》等，则可以列入“关系式”的传记；此外，还有像李霁野的《鲁迅先生与未名社》这样难以归类、但又对传记研究本身提出特别案例的文本等。值得补充的是，“连环画”也丰富了“鲁迅传”的书写。“连环画”虽图文并茂、文字内容不多，但与人物传记在叙述上没有区别。20世纪80年代鲁迅的“连环画”主要包括黄侯兴的《鲁迅的青少年时代》等。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位作家传记形式的多样，可以理解为其传记写作已进入繁荣的阶段。“鲁迅传”在20世纪8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复兴期就取得如此成就，预示了其不断走向成熟的未来。当然，在形式多样化的同时，手法也必将相应地丰富起来进而适应于形式、作用于结构。

在曾庆瑞的《鲁迅评传》中，著者写到“本书不是传记文学，也不是理论著作，而是带有较为浓厚的评论色彩的人物传记。不同于旧有的一种‘评传’的是，拙著不是‘传记’加‘评论’的截然两部分，而是寓评于传，传、评结合，追求题材的连贯性，结构的完整性。”

与之相比，林贤治的《人间鲁迅》则呈现了另一种图景。《人间鲁迅》分为三部，分别有17万字、30万字、30万字，第三部虽于1990年5月在花城出版社出版第1版，但就其写作时间，显然在20世纪80年代。在“鲁迅传”刚刚起步、初现繁荣的年代，林贤治便以“三部曲”的形式书写鲁迅，自是深入理解传主并攒足了力气，并开创了“鲁迅传”系列写作之先河，由此成为20世纪200余部“鲁迅传”中最长的一部。

另外，《人间鲁迅》第一部“勒口”的“内容说明”也提及“历史哲学的高度”“散文的抒情笔调”。仔细阅读全书，不难发现作者在“散文的抒情笔调”之外，还运用了大量的议论、描写、分析和诗性的笔法，力求在展现鲁迅生平各个阶段、生命各个方面的过程中深入内心世界，揭示其心路历程。在和张梦阳的通信中，林贤治曾不无动情地表示想写出一点关于鲁迅的“本质的东西”即“鲁迅的独立的哲学品格”。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说是林贤治诗人兼文化学者的身份决定其采用了文学的笔法，不如说他是期待以文学的笔法呈现更为生动、真实的鲁迅。

80年代“鲁迅传”的得与失

任何一个时代的传记书写都摆脱不了这一时代赋予它的权利，同时也必然呈现相应的限度。20世纪80年代“鲁迅传”在取得突出成就之余，也存有一些不足，这些可以称之为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以凝结和留存的方式见证并影响着“鲁迅传”的创作史。

从问题方面上看，20世纪80年代的“鲁迅传”书写必然带有转折年代的痕迹。从沿革流传的角度，20世纪80年代的“鲁迅传”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还无法完全摆脱之前年代的印记：“左”的痕迹。这会在不同程度上削弱“鲁迅传”的真实性和历史价值。

与鲁迅有过交往的现代作家、报人曹聚仁曾认为，为鲁迅作传的人应当与鲁迅结识。他的看法从当代人写当代人的角度上说，自有其道理，但从为历史人物立传的角度说，却未必符合实际。在充分掌握史料、深入理解传主和具备高超文学性的前提下，后人同样会写出优秀的“鲁迅传”。只是在此过程中，传记家应当先成为一个优秀的历史方面的学者，而后还要成为一个优秀的文学写作者，并最终在传记文本中彰显自己的“德、才、识、力”。结合20世纪80年代“鲁迅传”具体文本，林非结合自己《鲁迅传》写作提出的“素朴而又高峻”；陈漱渝在《民族魂》中所言的“要在选材上做到‘博学约取，厚积薄发’，在语言上做到‘文华而不失实’，似乎也多少要有些功力”，都是值得借鉴的经验。

20世纪80年代“鲁迅传”写作方面积累的经验还有很多。比如，何启治的《少年鲁迅的故事》涉及现代作家传记的阅读与接受的问题。单演义的《鲁迅在西安》，朱?、谢德铣、王德林、裘士雄编著的《鲁迅在绍兴》等叙述形式较为特殊的文本，则涉及对传记本质和范畴的理解，在实践层面上丰富“鲁迅传”写作与研究的同时也丰富了传记的写作与研究。还有一些院校编辑的收录鲁迅生平的“内部资料”，它们的存在丰富了“鲁迅传”的认知域。

总之，20世纪80年代的“鲁迅传”是一个具有起点意义的独特存在。20世纪80年代“鲁迅传”不仅在超越以往写作过程中，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而且还以其蓬勃发展的态势开启了20世纪90年代“鲁迅传”的书写，并为“鲁迅传”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多样化的写作经验与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