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另一些故事中，刘猛将则是当地贫苦出身子弟，因家庭变故溺水而死，成为保佑水上船只的神灵。太湖流域有称作“宝卷”的民间歌谣唱本，其中就有专门唱刘猛将故事的。这些故事将刘猛将的身世安置在“单瓦直隶松江府，上海县北落云墩（或骆驼墩）。”这显然是依据明代的行政区划所作的描述。故事中的刘猛将都是小孩，生有灵异，受到后母虐待而死，死后显灵。

赵世瑜敏锐地注意到，陪伴宋高宗南渡，保佑农业的刘猛将形象可能出现较晚，更符合政治精英的正统观念。由后视之，雍正二年刘猛将进入官方祀典，成为朝廷认可的合法神灵，正是凭借其驱蝗神的形象。那个少年溺水而亡，为来往船只抵御风浪，因此，散布在太湖的渔村、港口市镇中广泛信仰的刘猛将，显然更接地气一些。甚至“宝卷”中所唱的“骆驼墩”，也实有其地。赵世瑜将其定位在今天上海青浦区的重固镇。

赵世瑜推测，这些猛将庙很可能是“水上人”上岸定居之际建立的信仰中心，具有里社的功能。刘猛将起初就是刚上岸的水上人的社神。“水上人”上岸的过程，可能是筑垦圩田转变为农业聚落，也可能是商业成功后置产定居。这种从离散社会到整合社会的历史过程，很可能在南宋以来的环太湖地区不断发生。层累的历史发展中，更早上岸的“水上人”的刘猛将信仰，也就可能转变为保佑农业的神灵。这就意味着，对刘猛将信仰内涵的“逆推顺述”，有可能重建江南地区南宋以来“泽国变良田”历史进程中的社会结构演变。

从江南通往上海

赵世瑜教授将本书的最后一章题为《从东山到上海》，回应了前文中王家范老师所提出的“从苏州到上海”的历史脉络。

19世纪后半，中国东部沿海诸多港口城市先后开埠，广阔而优越的腹地是上海得天独厚的优势。但对于商业制度、航运网络特别敏锐的东山商人及其背后的“水上人”社会，绝对是不可忽视的力量。这就是赵世瑜教授所说：“看看在开埠提供了客观机会之后，是怎样的一些人把这个而非另外那几个开埠城市打造为‘魔都’的。”

如今上海知名景点十六铺码头，就有着东山商人与上海的联系。清末民初，这里鳞次栉比的码头中，有一个便是洞庭山码头。这座码头为在沪经商谋生的洞庭东山人提供航运服务，特别是运送灵柩返回故里。这些在十里洋场打拼的东山人，最有名的大概是席氏家族。他们先是经营典当、棉布等江南地区的传统行业，随后进入租界银行，在金融业大展拳脚。近代上海成为金融中心的过程，东山商人是不可或缺的力量。

近代历史中，上海的城市形态与社会结构是对传统王朝体制及其社会控制方式的根本性突破。本来在明清时代，上海是以偏处海隅的边疆城市形象存在于王朝体制中的。近代开埠过程中，上海并非王朝的核心利益，如同闲子，却因缘际会，成为东亚第一大都会。“统治者无奈时总想丢芝麻保西瓜，岂知芝麻生长出的东西，竟比抱住的西瓜还大，这就是人算不如天算的天数。”（王家范：《从苏州到上海：区域整体研究的视界》）

“水上人”本也是游离于传统王朝的核心秩序之外的。就“大一统”王朝所追求的社会稳定而言，他们漂泊于江湖，踪迹不定，挑战着王朝的“编户齐民”秩序。而就明清王朝的经济形态与财政模式而言，“水上人”的渔商之利又何足道哉？这种边缘人的身份，恰恰令他们在“编户齐民”的秩序之外，生长出一股社会活力。

原本的“边缘人”后代，在原本作为“边缘地带”的上海，大放异彩。其中有一条隐含线索，那就是原本以码头（埠）为生计依托的人群，在当时最重要的外埠（上海）找到了施展本领的空间。进而言之，江南水乡，本就是由水路、码头联系起来的、网状的开放世界。这样的历史底蕴经由东山商人，成为海派文化基因的一部分。《猛将还乡》的故事从太湖中小小的东山岛缘起，其历史的出口则在于中国社会本身蕴含的走向开放世界的内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