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新闻：据说《觉醒年代》时，最想写的是陈延年？

龙平平：是的，我最想写的就是陈延年……为了研究陈延年，我循着他的人生轨迹走了一遍，凡是陈延年工作生活过的旧址故居，上海、北京、法国、广州，我每个地方都去了。可以说，研究陈延年对我的影响很大。为什么这么说呢？陈延年在选择理想和信念时，是最典型的、最极端的理想主义者，他的经历也比同时代的人丰富得多。

红星新闻：今后的创作方向是什么？

龙平平：我可能不会写重大题材以外的作品，暂时还是重大题材为主。

红星新闻：《觉醒年代》的出圈，会对您今后的创作带来压力吗？

龙平平：当然有压力，我现在已经稀里糊涂成了“网红”，对吧，人家都知道你，现在人家介绍我都不提我原来的单位，就说《觉醒年代》编剧，所以说大家对你的期望要求也高了，你不能出烂片，对吧。

我也一把年纪了，从我的经历来说，我也不会去为了别的东西做不好的内容，认真对待每一部作品，但是能不能达到像《觉醒年代》这种“出圈”的程度？我不知道。电视剧、电影，都不是编剧一个人的事。电视剧可能编剧的作用稍微大一点，但也只是一个基础性的工作，《觉醒年代》稍微特殊一点，是因为这个题材重大，我需要全程参与。电影电视剧需要导演演员二度创作，摄影美术等各个方面的帮助，这不是编剧一个人的事，但是不管怎么说，一个好本子是基础。

这一点，我心里面还是有数，我不会交出我自己都过不去的作品。所以我的原则是不跟人签合同，我不受你约束。签了合同你就给我提一大堆条件，几点几时要交稿，为了这些，怎么写我自己想写的东西？我自己认可的东西？对吧！像《觉醒年代》，本子都通过了，这个时候我才签合同，我还一定要加上一句话，如果有重要的改动，必须经过我同意。这个我要负责任，这一点不会改变，任何人来找我，我都坚持这一点。

从党史研究者到编剧

“这也是工作的需要”

红星新闻：您曾是党史研究专家，为什么走上编剧这条路？

龙平平：这也是工作的需要，我是专门研究邓小平的，以前我们的“老三样”叫著作年谱传记，《邓小平文选》《邓小平年谱》《邓小平传》。现在时代发展，各种各样媒介多了，要求比较多。我最早介入就是邓小平相关的纪录片、文献片，我做的纪录片很多，主要是总撰稿，比如《邓小平》《百年小平》《永远的小平》等等。我最早参与的就是12集大型电视文献片《邓小平》，这是经典中的经典，被中央档案馆作为首部馆藏的纪录片，那都是(上世纪)90年代初制作的，小平同志还亲自看过。接着是电影《邓小平》，这部电影2003年上映，坦率说之前很多人在搞，但屡次都通不过，才把这个任务交到我这儿，由我和另外一位同事来当编剧，由丁荫楠导演、卢奇主演，几乎拿了所有的奖项，卢奇还拿了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

再之后我们又做了电视剧《我们的法兰西岁月》，这个电视剧策划时，先有了一部电影，叫《我的法兰西岁月》，展现的就是邓小平赴法勤工俭学的故事，播出后反响也很大，有很多老一辈革命家的子女都热议这部电影。为什么呢？因为当年赴法勤工俭学的领导人很多，而当时邓小平的年纪很小，更多的是一个追随者，这就显得对那段历史呈现得不完整。当时，就提出了一个想法，希望补充一下，把这段历史完整呈现出来。所以电视剧就从“我的”变成了“我们的”，那这个“我们”到底是谁呢？那可实在太多了，周恩来、蔡和森、赵世炎、陈毅、聂荣臻、李立三、李维汉、王若飞……我们专门开了一个会，邀请这些赴法勤工俭学的革命家的子女、后代来研讨，共来了100多人。

红星新闻：当下的年轻人，您觉得应该有什么样的觉醒？

龙平平：我老说这句话，觉醒是一个过程，没有过去时，是社会进步，一个人进步的前提条件，任何时候都需要觉醒。你要清醒的知道你的位置，清醒的知道你要干什么，为什么活着？活着要干什么事儿？哪些事能干，哪些事不能干？你不能糊涂，清醒的反义词就是糊涂，一个糊涂人能有所作为吗？不可能！

所以说觉醒是一个人进步的前提条件。作为个人的觉醒，我觉得不能光想着自己，也要把你个人的命运和社会国家联系在一起，你只有放在一个大的环境背景里面，想到你的社会责任，才能够发挥你的价值，在一个群体当中去实现这样一个价值。

《觉醒年代》中的觉醒，是“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三千年未遇大强敌”的背景，几千年中华文明曾是我们的荣耀，今天成了包袱，背着这个包袱去追赶时代，应该怎么做？老路是解决不了，必须找新路，新路是什么？就是要用最先进的理念，最先进的思想，最先进的制度，最先进的人，才能实现民族复兴。过去讲建党，就是一句话，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紧密结合的产物，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有了新提法，在这句话前面加上了一句??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这说明觉醒何等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