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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伯庸:历史小说缘何拨动当代读者心弦?

来源:中国新闻社 | 作者:李鹏 范宇斌 | 发布时间: 2024-10-16 22:26:24 | 4 次浏览 | 分享到:

     我的创作理念是,希望把那些没有受到特别关注的小人物故事,从历史长河中“捞”起来,只有理解小人物的生活及其所处的时代,才能反推并理解大时代变迁背后的真正动力。

如今,《长安十二时辰》《显微镜下的大明》《两京十五日》等中国历史小说,凭借想象丰富、故事精彩、代入感强等优势加速出海,打开了外国人“读懂中国”的新窗口。在中国作家眼中,中国历史小说缘何拨动当代读者心弦?迥异的文化背景是否会成为阅读的障碍?日前,著名作家马伯庸在上海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对此作出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从《长安的荔枝》到新作《食南之徒》,您的创作以小食物撬动大历史,相对于西方文学,美食题材和话题是否在中国文学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马伯庸:美食作为独特的题材,是人类最大的公约数。虽然不同国家的人有不同的语言、历史和文化,但人们对美食的追求是相通的。可以说,美食是一种“世界语言”,通过美食讲故事能够引发共鸣。

小说《食南之徒》以西汉南越国为背景,讲述主人公唐蒙与美食的故事。《史记》载,唐蒙初到南越国时吃到一种名叫“枸酱”的美食,他发现这种酱产自蜀地,经夜郎国来到南越国。当时南越国“名为外臣,实一州主也”,唐蒙于是建议汉武帝出奇兵,取道夜郎制服南越,结果促进了西汉在西南地区的开发,设立了“犍为郡”。

一个因美食改变国家版图的故事激发了我的创作兴趣,史书记载往往是简略的,于是文学创作有了用武之地。任何食物的存在都有它的理由和可取之处,应保持开放包容的心态对待每一种食物。在文学创作中,食物可以更好地呈现农耕民族、海洋民族、游牧民族等不同群体迥异的生活方式、性情表达、民俗文化以及人生观和价值观等。

中新社记者:泰国“中国文学读者俱乐部”曾在曼谷举办《显微镜下的大明》读者交流活动。您的作品写的都是中国古代的人和事,历史小说为何吸引当代读者?

马伯庸翻看《显微镜下的大明》。受访者供图

马伯庸:近年来,中国小说引发海外读者关注,我的作品也被翻译成英语、俄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泰语、越南语和日语等。事实上,我在写作时并未考虑到海外有如此多的受众,我的创作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撰写的是中国历史故事。

之所以引发海外读者关注,背后是中国文化对世界的辐射和影响。如东南亚国家深受中国文化影响,早年间他们喜欢看中国电视连续剧《渴望》、读金庸小说,如今又流行中国动漫、言情剧、玄幻小说等,这是中国国际地位和文化输出能力整体提升的表现。

通过与不同国家的读者交流,我愈发深刻体会到人类彼此间的共性大于个性。无论身处哪个国家、哪个文化圈,人们珍视的东西基本一致:对家庭的关心、对亲情的眷恋、对友情的渴望、对自我成长的表达……海外读者可能对中国历史并不了解,但他们能读懂作品中蕴含的人性,这种人性古今中外并无不同,也正是人性引发了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的共鸣。

法国文学家伏尔泰将《赵氏孤儿》改编成《中国孤儿》引入法国,法国人并不了解中国历史,但赵氏孤儿所蕴含的人性力量仍然能折服法国人。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如荷兰小说家高罗佩写了《狄仁杰奇案》,让狄仁杰成为西方推理小说殿堂中的一员;日本历史小说家宫城谷昌光写了一系列春秋历史小说……这些作品以中国历史为背景,尽管外国作家对中国历史的理解程度各不同,但他们都能敏锐提炼出中国文化与当地文化的共通之处。

历史小说吸引当代读者,除了“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这些道理外,更为关键的是让当代读者看到历史与当下的连接,并将个人经历置于不同时代场景中再体验。

中新社记者:您的作品被评价为致力于对“历史可能性小说”的探索,“历史可能性小说”最大的特点是什么?中国传统文化积淀深厚,为作家创作带来什么新灵感、新思路、新维度?

马伯庸:“历史可能性小说”最大的特点在于找到古今连接点,当代读者阅读历史小说关注的不是历史本身,而是历史与自己的连接点。

小说《长安的荔枝》取材于“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句古诗,但主人公的设置却不是唐玄宗和杨贵妃,而是一个将鲜荔枝从岭南运至长安的小吏。古代的很多小吏,包括一些普通人,他们在生活和工作中面临的问题跟现代人的日常是非常相似的,能够产生古今共情。我的创作理念是,希望把那些没有受到特别关注的小人物故事,从历史长河中“捞”起来,只有理解小人物的生活及其所处的时代,才能反推并理解大时代变迁背后的真正动力。

中国文化是一个巨大的宝库,要充分利用中国传统文化来讲故事。一方面,要透彻地理解中国文化;另一方面,要反观当下,了解当前的主流价值观及大众关心的事物。只有具备以古观今、古今共情的能力,才能从传统文化中挖掘出有价值的内容,将老故事用新讲法呈现出来,引发当代人的共鸣。

中新社记者: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曾提出过一个命题“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您如何处理好作品的历史感与当代性?同时,如何把握好“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写作原则,在历史的缝隙中展开想象,编织故事?

马伯庸:历史可以分为“档案历史”和“真历史”。“档案历史”是指客观的历史事实,而“真历史”是指能够对现代产生作用的历史,才是被人们所感知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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