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次下放，使我看到农村的贫困和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的低下，我发现自己在大学阶段所学的那套东西同现实的距离是那么大。中国要富强，人民要过上好日子，看来不能再依靠计划经济的模式了。”厉以宁下决心探寻一条社会主义经济的新道路。

【经济改革的旗手，卓有远见的思想】

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他“改革先锋”称号，并颁授他“改革先锋”奖章，称他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在获得这项褒奖时，厉以宁说：“作为读书人，总有些正心、齐家、改善人民生活的想法，这是我坚持至今的动力。”

1980年4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国家劳动总局联合召开劳动就业座谈会上，厉以宁第一次提出股份制，认为“可以号召大家集资，兴办一些企业，企业也可以通过发行股票扩大经营解决就业问题”。同年7月，他再次向中央提出关于发展股份制的想法，获得很多学者的赞同，但也面对了很多的批评与反对。甚至有批评其“明修国企改革的栈道，暗度私有化的陈仓”。

1986年9月，厉以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国所有制改革的设想》一文，再次建议积极发展股份制经济，并多次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大声疾呼。股份制作为深化改革的建议，开展并不顺利。一直伴随左右的，是至今都仍然存在的一些质疑声。

厉以宁曾回忆说，直到1992年春季邓小平“南方讲话”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以后才发生变化。随着改革的深入，股份制理论成为中国最流行的经济思潮之一。厉以宁和他的“厉股份”的称谓，也载入了中国股市发展的史册。股份制经济在姓“资”姓“社”的争论中逐步推进，并且从最初的集体企业开始向国有企业延伸。

之后，厉以宁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起草小组组长。从1992年算起，大约用了六年半的时间，才提出送审稿，供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终于在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以高票通过了证券法。随着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建立，中国股票市场得以形成。

面对争议和批评，他从来都是不卑不亢：“排除那些扣帽子式的所谓‘争论’，正常的学术争论是学术繁荣的必由之路。”1997年，股份制正式写入十五大报告。这是中央在正式文件中第一次对传统所有制理论做出重大修正。从那一年起，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大幕进一步开启。

2003年，厉老牵头成立调研组，通过一个多月在全国各地的座谈调研，形成一份长达17页的调研报告，提出放宽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拓宽融资渠道、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财税金融支持等建议。

2005年2月25日，新华社发布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金融等行业和领域。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部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主题的中央政府文件，因文件内容共36条，被简称为“非公经济36条”。

因为“36条”，2005年那一年，也被称为“中国民营经济之春”。2010年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这就是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非公经济新36条”。“允许”变成了“鼓励”，在市场准入的条件、范围、扶持政策等方面做了更明确、宽松的规定，中国民营经济迎来“第二春”。

“经世济民”“经邦济世”，是很多中国经济学家的理想。厉老先生更是如此。他一直提倡要“立足中国，用学术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还多次提出，“任何经济学家都不可能是先知先觉者，必须跟着实践走”“文章发表得再多，不联系中国实际对中国的改革没有用处”。

如今，如果翻开他1991年出版的《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这本书，会清晰地发现，30年前提出的判断与预测，如今来看似乎也并不过时，也确实正在面临着当时所预见的诸多不确定、非均衡的挑战。

曾经有记者问厉以宁老先生，在经历了战争动乱，也经历了功成名就之后，有什么人生体会能留给年轻人。老先生如此回答：“我的一生分三个阶段：抗日战争时期，经历了逃难、轰炸；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各种运动，特别是在‘文革’时劳动改造了很多年；1979年以后仍然有些波动，但没有太大影响了。一个人受些磨难是有意义的，能锻炼人。回首过去，无论什么境遇下，我都坚持自己的观点。可以不说话，但不要说假话。”

而厉先生最大的心愿，就是“学生们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