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4年指导第一个博士研究生起，近30年时间，高伯龙只培养了不到20名博士。他所培养的学生数量之少，与他和学生取得的成就之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严格，太严格了。”高伯龙的学生们说。“他常跟我们说，当年在清华大学受到就是高质量的教育，课程紧、内容多，老师们都很严格，只有真正下功夫，才能作出切实对国家有贡献的成果。”

“在你迷茫的时候，他总能给你指出路，告诉你该往哪走。高院士是我们的魂。”国防科技大学实验师李晓红说。

“那永远是我的好老师啊，没有他哪来的我今天呢。”国防科技大学教授龙兴武说。

高伯龙晚年依然保持着陀螺一样的工作劲头，积极自学计算机编程知识，自己编程解决诸多复杂的数学演算，并在2010年又一次带领团队勇创第一，造出了全国最高精度的双轴旋转式惯导系统。

学生写的论文无论他修改了多少，也不会署上自己的名字，评功评奖机会再多，也不会提起自己一分一毫；当年的夜班记录本上记录着他“一个月加28天夜班”的印记，晚年深受哮喘病、高血压困扰却依然坚守岗位……

在高伯龙身边工作过的人，听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死也要死在工作上，拿不出成果死不瞑目。”

2017年12月，长沙南郊的阳明山，是人们最后和高伯龙告别的地方。

那盏常年亮到下半夜的灯再也不会亮起，绿树葱葱的路上再也不见他蹒跚独行的身影。

那日，这位老人的脸庞已深深凹陷，那颗滚烫的爱国之心，永远停止了跳动。

高伯龙走了，这位老者的生命之光，一如激光陀螺的光芒，至真至纯，闪耀不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