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钱学森将两张“神秘”的小纸条交到了当时为国防科技大学应用物理系教师高伯龙手里。纸上写的是一个世界级难度的密码，是研发激光陀螺最核心的技术。

1960年，美国宣布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和第一台氦氖红光激光器，引发了世界光学领域的一场革命。

1963年美国首次利用最近的激光器技术研究出了激光陀螺仪的实验装置，并使之成为一种能够精确地确定运动物体的方位的仪器。

激光陀螺仪，成为现代航空，航海，航天和国防工业中广泛使用的一种惯性导航仪器。其发展对一个国家的工业，国防和其它高科技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说是国之重器也不为过，但当时我们中国在这一领域是空白。

之后20 余年间，高伯龙率领国防科大激光陀螺研究团队从零起步，从基本原理的研究、主攻方向的确定，到一项项工艺技术的突破，在重重艰难险阻中开辟出了一条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激光陀螺之路。

随着全内腔四频差动技工陀螺工程样机被研制出来，我国成为继美俄法之后第四个能够独立研制激光陀螺仪的国家。

高伯龙常说：“任何人都不能瞧不起我们中国人，我们想干成一件事情，就一定能干成，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心装“科学报国梦”

1928年，高伯龙出生在广西南宁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天生聪颖，幼年时表现出惊人学习天赋。

由于父母工作调动的原因，高伯龙多次转学。这没有对他的学业有丝毫影响，他10岁就读完了小学的全部课程。

考虑到他年纪还小，父亲便让他先在家里自修两年再读中学。

在此期间，他对科学家传记和科普类的文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立志成为一名科学家。

1940年，高伯龙来到了南宁汉民中学。四年中学生活，他刻苦学习，不断上进，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特别是数学和物理的成绩，每次考试都是满分。

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战争的阴霾中，高伯龙看在眼里，记在心里。那时，“科技兴国”的梦想，深深地根植在他内心中。

中学毕业后，16岁的高伯龙决定投笔从戎，保家卫国。

一腔热血军营，他目睹着国民党军中的腐败，现实和理想带来了巨大差异。这让高伯龙深感无力，深恶痛疾。也更坚定了他科学报国的决心。

抗战胜利后，高伯龙来到上海中学学习，接受了更系统的数理知识学习。

1947年，高伯龙以理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清华大学物理系。

谦虚上进、不耻下问、深耕易耨……在清华大学期间，他一门心思地沉浸在学习中。

1951年，大学毕业的高伯龙，拒绝了很多待遇优厚的机关单位，进入了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工作，他科学报国的志向终于能够得到施展。

1954年，高伯龙调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任物理教学老师。在繁重的教学工作里，他依然不忘研究。白天教学，晚上研究。

在执教两年后，他报考了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专业方向的研究生，并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

那时，时任哈军工首任院长兼政委陈赓将军专门把高伯龙请到家里吃饭，劝高伯龙留在学校继续任教。

这一留，就是14年。

“点睛”大国重器

1970年，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高伯龙也带领全家随校迁往长沙。

1971年，钱学森将两张写着激光陀螺大致技术原理的小纸片交给哈军工。当时，这是一项十分棘手和复杂的课题，世界上也没有多少国家研制成功。这张小纸片，也被称之为“钱学森密码”。

那时，高伯龙研究的方向并非是激光陀螺的这一领域。1975年，全国高校撤销基础课部，高伯龙主动请缨从物理教研室转到了承担激光研究任务的教研室。

为了破解“钱学森密码”，高伯龙没日没夜足足计算了一年半。而从搞懂原理到第一台激光陀螺工程化样机诞生，又足足耗尽了他20年的精力。

没有实验室，就把废弃食堂改成小作坊，没有纳米激光玻璃，他自己磨，没有高精检测仪自己动手研制，没有现成的软件，年过半百的他就从零开始学编程……

经年累月的拼搏，让高伯龙患上严重的哮喘和糖尿病，为控制血糖，只能吃水煮白菜和白面条来充饥。

也是那个时候，他在学校的师生眼里被看作是个“怪人”：大热天也穿着军大衣，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

其实，只有这样才能减少哮喘发病频率。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多年努力，高伯龙带领团队终于成功研发出激光陀螺，精度远超美国。

1994年11月8日，高伯龙设计制造出的激光陀螺样机通过鉴定，这让我国成为继美、德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掌握这种最为关键技术的国家。

高伯龙并未就此停止自己研究的步伐。

2002年，高伯龙又率领团队研究出全新的激光陀螺，再后来此项技术成为了我国海军的重要力量。

2014年，激光陀螺创新团队在央视的某档栏目亮相。86岁高龄的高伯龙院士出现在荧屏上，他穿着白背心依旧挺立在研究第一线，全神贯注地盯着电脑屏幕，两根弯曲的手指慢慢敲击着键盘……

有网友评论：高伯龙院士穿五块钱的背心，干上亿元的大事。

严谨求实，教书育人

2015年，湘雅医院病房内，消瘦的高伯龙捧着一叠满是复杂计算的文稿，在台灯下逐字逐句地看。心无旁骛，一切为了科研，一切只为科研。

张书练教授曾说：“如果你只是赶时髦，追求短期效果，为了晋升职称，那肯定不会干这个。因为这个陀螺说不定十年八年都出不来。”

高伯龙先后撰写、发表了30篇（部）论文和著作，以十余篇（部）论文和专著把中国激光技术的若干理论推到了世界前列，撰有《激光陀螺的物理性能》、《四频差动陀螺的第二类闭锁效应》、《全内腔绿（黄、橙）光He－Ne激光器》等论文。

从1984年指导第一个博士研究生起，近30年时间，高伯龙只培养了不到20名博士。他所培养的学生数量之少，与他和学生取得的成就之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严格，太严格了。”高伯龙的学生们说。“他常跟我们说，当年在清华大学受到就是高质量的教育，课程紧、内容多，老师们都很严格，只有真正下功夫，才能作出切实对国家有贡献的成果。”

“在你迷茫的时候，他总能给你指出路，告诉你该往哪走。高院士是我们的魂。”国防科技大学实验师李晓红说。

“那永远是我的好老师啊，没有他哪来的我今天呢。”国防科技大学教授龙兴武说。

高伯龙晚年依然保持着陀螺一样的工作劲头，积极自学计算机编程知识，自己编程解决诸多复杂的数学演算，并在2010年又一次带领团队勇创第一，造出了全国最高精度的双轴旋转式惯导系统。

学生写的论文无论他修改了多少，也不会署上自己的名字，评功评奖机会再多，也不会提起自己一分一毫；当年的夜班记录本上记录着他“一个月加28天夜班”的印记，晚年深受哮喘病、高血压困扰却依然坚守岗位……

在高伯龙身边工作过的人，听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死也要死在工作上，拿不出成果死不瞑目。”

2017年12月，长沙南郊的阳明山，是人们最后和高伯龙告别的地方。

那盏常年亮到下半夜的灯再也不会亮起，绿树葱葱的路上再也不见他蹒跚独行的身影。

那日，这位老人的脸庞已深深凹陷，那颗滚烫的爱国之心，永远停止了跳动。

高伯龙走了，这位老者的生命之光，一如激光陀螺的光芒，至真至纯，闪耀不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