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晏阳初在纽约寓所留影。

晏阳初在河北定县骑着毛驴下乡。
本版图片均由苗勇提供

晏阳初（1890年—1990年），祖籍四川巴中市，曾留学美国。1923—1949年担任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总干事。1940—1949年在重庆歇马镇创办中国乡村建设育才院（后名乡村建设学院）任院长，组织开展乡村建设实验。20世纪50年代以后，协助菲律宾、泰国、危地马拉、哥伦比亚及加纳等国建立乡村改造促进会。60年代在菲律宾创办国际乡村改造学院，任院长及该院理事会主席。

他开创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理念

影响了全世界

编者按：晏阳初一生在中国和世界从事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七十余年，与陶行知先生并称“南陶北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聘为终身顾问，被誉为“世界平民教育运动之父”。今本报特邀《晏阳初》一书作者苗勇撰写此文，以飨读者。

1926年，晏阳初从美国获博士学位归国后，随即举家迁往河北定县（今定州），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实验室”。他亲自领导试验，一干就是10年，干出了“定县经验”。随后的10多年里，晏阳初“从中国干到世界上”。20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末，晏阳初在亚洲的泰国、菲律宾、印度、印尼，非洲的加纳，拉丁美洲的危地马拉、哥伦比亚、古巴等国家先后成立了平民教育组织，用“定县实验”总结出的理论经验指导各国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重视和认同，最终演变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世界性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运动。

要化农民先农民化

1929年夏秋之交的一个炎热日子里，晏阳初身穿蓝布长衫、头戴礼帽，骑着小毛驴来到定县东亭镇翟城村。在他身后，是金发碧眼、有着西方血统的妻子许雅丽以及4个孩子，最小的还不满周岁，不会走路。

与他一同前来的，还有一群同样身着长衫、带着家眷的高级知识分子。这些人中，有教授、学者和官员，不少还是留美、留德、留日归来的博士、硕士，甚至是文化教育界的知名人士。此时，他们都已辞去原职，放弃大都市优越的工作条件和舒适的生活环境，跟随晏阳初举家来到贫困落后的农村开展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

翟城村是一个偏远的小山村，距离定县城区20公里，有农户368户、2186人，没有什么产业，贫瘠落后，发展缓慢，是中国千千万万普通山村中的一个。此时定县有40余万人口，恰恰是当时中国总人口的千分之一，其中90%以上是农民。这里没有名山大川，没有显赫的人物或名胜古迹，在中国千百万的普通县中颇具代表性。晏阳初带着一群高级知识分子扎根这里，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提前有着周密的计划和细致的准备。

早在1918年一战中的法国战场上，晏阳初在为战地华工服务、办华工识字班时，就发现了蕴藏在平民中的巨大潜力，他说：“几亿中国农民穷在什么地方？为何穷得没饭吃？便是没有发现‘苦力’的力，没有发现他们的潜伏力，所以埋没了他们。”自此，晏阳初立志“不做官，不发财，将终身献给劳苦大众”。

1920年，晏阳初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硕士毕业回国后开展调研，他走遍中国19个省份，深入农村，深入普通农民的生活。他认为中国之生死在于民族再造，并喊出“除文盲，作新民”口号。后来，他担任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以下简称平教会）总会总干事，从众多的汉字中挑出1000个常用字，编写教材《平民千字课》，分别在长沙、武汉、嘉兴、烟台等地开展大规模的市民识字运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经过几年的城市平民教育后，晏阳初他们积累了不少的经验。他始终清醒地认为，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80%的民众是农民，要振兴国家，就必须从农村与农民入手。

晏阳初将平民教育的战场从城市转向农村。带领平教会同仁决定将定县作为华北乡村改造试验区的中心，并计划从翟城村开始起步，筹备工作立即展开。

1926年11月，晏阳初在翟城村设立办事处；1928年6月，平教会设立社会调查部，聘请具有学术基础和实地调查经验的燕京大学教授李景汉为负责人，深入定县开展农村社会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制定规划。

要想改造农民和农村，就必须深入农村，获得农民信任。晏阳初告诫同仁：“欲化农民，必先农民化。”1929年，平教会总会从北平迁往定县。

1929年秋天，晏阳初一行来到翟城村，立即走访农民。为了拉近与农民的距离，晏阳初和他的同仁住着和农民一样的房子，吃一样的饭菜，就连向来喝洋咖啡吃洋面包的混血妻子许雅丽也照样吃起了面疙瘩。不仅如此，晏阳初还学会了用当地方言与农民说话。他本来不抽烟，但在田间地头和农民闲谈时，还经常拿过农民呛人的旱烟管猛吸几口，并夸赞“味道不错！”就这样，晏阳初他们生活上、行为上完全同农民打成一片，很快就融入了农村。

晏阳初在定县推行的乡村建设，从1926年开始算起，到1937年日本侵略定县时结束，前后历时10年。据统计，当时参与乡村建设实验区的知识分子每年约120人，最多时超过500人。即使今天回望，众多知识分子深入农村甘愿吃苦，其拳拳爱国心，令人感佩。

要治愚先扫盲

晏阳初带领平教会同仁对定县62个村系统调查后发现，农村的问题千头万绪，目不识丁的文盲占到85%；大多数人贫困到在生与死的夹缝中挣扎；科学治病和公共卫生根本无从谈起，生命存亡多付之“天命”；相互之间不能团结合作。他将这些问题归纳概括为“愚、贫、弱、私”四大问题，并据此提出了相对应的四大教育：一是文艺教育，培养知识力来攻愚；二是生计教育，培养生产力来攻贫；三是卫生教育，培养健康力来攻弱；四是公民教育，培养团结力来攻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