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比如，根据《关于深化科技奖励制度改革的方案》，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奖章首次被设计出来。奖章中心图案为5颗五角星，象征国家奖；外圈采用飘带、牡丹花和翅膀等视觉元素，包含荣誉、吉祥和科技事业展翅高飞等美好寓意。

该奖项还全面实行提名制，全面放开专家学者提名，同时取消了单位提名的名额限制，对提名者资格条件、提名程序等机制进行了规定，等等。

这些改革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让评选更加公平公正，让获奖科技人员的荣誉感和使命感更强。

《环球人物》：从这37名获奖者来看，当中又有哪些一以贯之的东西？

受访者：科学家精神，特别是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这一点我深有感触。

我和许多科学家打过交道，他们普遍自我要求非常高，迫切希望为党和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包括李德仁院士、薛其坤院士在内，他们长期承受的巨大精神压力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支撑他们的最大动力是什么？我认为就是对国家的热爱，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

比如201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之一的刘永坦院士，早在1990年，他的团队就首次完成中国对海面舰船目标的远距离探测实验，中国新体制雷达技术实现了对海探测技术的重大突破。1991年，该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但老先生却不满足，他说：“一定要把实验室里的成果变成真正的应用，否则好成果就像是一把没有开刃的宝剑，好看却不中用，这对国家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浪费和损失。”

于是他又用20年时间，成功研制出我国具有全天时、全天候、远距离探测能力的新体制雷达，总体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核心技术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标志着我国对海远距离探测技术的重大突破。2015年，团队再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再讲个发生在我身边的故事。我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的，哈工大有位老院士叫马祖光，2003年时去世了。马祖光院士是光电子技术专家，长期从事激光介质光谱、新型可调谐激光和非线性光学及应用研究。

1979年8月，51岁的马祖光到德国汉诺威大学物理研究所访学，学习与研究激光技术。他也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批公派留学人员。

在德国两年间，已经年过半百的马祖光吃了150多斤挂面，省下了1.1万马克。回国后，他把这些钱全部上交给了国家。他回国过海关时，箱子里只有几样行李：衣服、记录纸、笔记本，以及一些小的仪器零件。

出国两年多的人，居然一个“大件”也没带？面对海关人员的疑问，马祖光说：“我出国的机会是国家给的，我出国的钱也是国家给的。国家有困难，我不能拿着国家的钱去买个人的东西，该节省的就要节省。”

直到现在，每次想起马祖光院士，想起那150多斤挂面，我还是直掉眼泪。

我知道科技工作者中有千千万万这样的人，他们都抱着“如果科技能突破，把自己的命搭上都行”的信念。在这些科技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如今不少迹象表明，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具备强大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持续产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我认为类似薛其坤院士做出的基础研究成果，未来几年会持续出现。

届时，我们也会具备强大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能力，诸多“卡脖子”难题取得突破。对于实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我非常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