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24日上午，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在京召开，右二为李德仁院士，右五为薛其坤院士。

今年的大会很不寻常。

由于工作原因，中国科学院科技发展战略领域的一位学者参与过不少科技活动，对此类大会并不陌生。但今年，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3场科技界盛会合而为一，这在历史上是首次。

位列此次“三会”之首的全国科技大会是个重要信号。“全国科技大会是很少开的，它的政治性特别强。每次科技大会都会影响到多少年的决策。”这位学者告诉《环球人物》记者，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我国迎来“科技的春天”；1995年、2006年分别召开了两次全国科学技术大会。2006年大会部署实施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之后，全国科技创新大会分别于2012年与2016年召开。其中，2016年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与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共同举行，被称为“科技三会”。“科技三会”召开的这一天——5月30日，后来被设立为“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可以说，2006年的大会影响了我们近20年。”他说。

2021年，国家“十三五”科技创新成就展上展出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奖章。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今年一改在每年1月举行的惯例，第一次在盛夏的6月召开。6月24日大会召开那天，这位学者也在现场。人民大会堂内，会场的布置简洁庄重，当中挂着一条鲜艳的标语，红底白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锐意进取，发愤图强，努力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与会者全部正装出席，按座位有序就座。他注意到，院士们的脸上是“抑制不住的激动”。

以下是《环球人物》记者与这位学者的对话。

“现场的掌声就没断过”

《环球人物》：今年大会您在现场，回忆当时的场景和氛围，有什么令您印象深刻的细节？

受访者：典礼开始之前，同志们都很期待。颁奖时，现场的掌声就没断过，真是发自内心的掌声，作为科技工作者，大家都感觉与有荣焉。

两位最高奖获得者非常谦虚——感谢国家，感谢家人，感谢团队。李德仁院士在发言时说，科技创新要以国家重大需求为牵引；薛其坤院士认为，我国基础研究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发展阶段。这两句话令我印象深刻。

《环球人物》：今年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首次“三会合一”。我们该怎样理解这样的“首次”？

受访者：将三会合一举行，突显了科技在国家发展中的核心地位，体现了党和国家对科技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许多迹象证明了这一点。比如，现场一位获奖者说，除国务院的印章外，今年的获奖证书上还首次加盖了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印章。

总的来说，大家的一个整体感觉是，党中央对目前科技发展的态势认知很清晰，目标很明确，路径也很清晰。大会不仅有利于展现科技界的成就，也增强了科技工作者的凝聚力和使命感。

“迎来又一个春天”

《环球人物》：相较于往年，在您看来，今年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有什么特点？

受访者：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一般需满足以下3个条件之一：一是在当代科学技术前沿取得重大突破，二是在科学技术发展中有卓越建树，三是在科学技术创新、科学技术成果转化和高技术产业化中创造巨大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等。

今年的两位获奖者中，李德仁院士是攻克核心技术，为国家作出重大贡献，薛其坤院士则是在基础研究层面取得重大突破。

不过，今年薛其坤院士获奖应该说属于“特殊情况”。此次颁奖之前，历届最高奖得主获奖时的平均年龄约为83岁——为什么？因为科学研究的长期性决定了技术突破的长期性，这背后往往是科学家在某个领域穷尽一生的努力和积累，可想而知这个奖项的难度。

薛其坤院士的获奖与近年来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密不可分。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使得我们有条件保障更多科技工作者能在科技最前沿探索，勇闯科技“无人区”，挑大梁、担重任、当主角，在许多领域创造了多个“第一”，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又一个春天”。“史上最年轻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薛其坤院士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150多斤挂面

《环球人物》：在您看来，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在我国科技奖励组织体系中处于什么位置？

受访者：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由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负责，于2000年首次颁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五个国家科学技术奖中最高等级的奖项。

在我国科技奖励组织体系中，我认为它是最高的存在，是对获奖者一生科学事业和科学成果的肯定，相当于“终身成就奖”。

也正因为如此，最高奖的评选非常严格，在2004年度、2015年度都曾出现空缺——宁缺毋滥，没有合适的人就不评。

《环球人物》：自2000年至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已授予37人。回顾这20余年的历程，当中有哪些变化？

受访者：随着我国科技奖励制度改革发展，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也历经几次变化。比如按照2017年发布的《关于深化科技奖励制度改革的方案》，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奖金额度由500万元／人调整为800万元／人，并将其全部授予获奖者个人——该奖设立之初，规定500万元奖金中，50万属获奖人个人，其余450万用作科研经费。

再比如，根据《关于深化科技奖励制度改革的方案》，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奖章首次被设计出来。奖章中心图案为5颗五角星，象征国家奖；外圈采用飘带、牡丹花和翅膀等视觉元素，包含荣誉、吉祥和科技事业展翅高飞等美好寓意。

该奖项还全面实行提名制，全面放开专家学者提名，同时取消了单位提名的名额限制，对提名者资格条件、提名程序等机制进行了规定，等等。

这些改革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让评选更加公平公正，让获奖科技人员的荣誉感和使命感更强。

《环球人物》：从这37名获奖者来看，当中又有哪些一以贯之的东西？

受访者：科学家精神，特别是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这一点我深有感触。

我和许多科学家打过交道，他们普遍自我要求非常高，迫切希望为党和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包括李德仁院士、薛其坤院士在内，他们长期承受的巨大精神压力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支撑他们的最大动力是什么？我认为就是对国家的热爱，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

比如201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之一的刘永坦院士，早在1990年，他的团队就首次完成中国对海面舰船目标的远距离探测实验，中国新体制雷达技术实现了对海探测技术的重大突破。1991年，该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但老先生却不满足，他说：“一定要把实验室里的成果变成真正的应用，否则好成果就像是一把没有开刃的宝剑，好看却不中用，这对国家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浪费和损失。”

于是他又用20年时间，成功研制出我国具有全天时、全天候、远距离探测能力的新体制雷达，总体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核心技术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标志着我国对海远距离探测技术的重大突破。2015年，团队再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再讲个发生在我身边的故事。我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的，哈工大有位老院士叫马祖光，2003年时去世了。马祖光院士是光电子技术专家，长期从事激光介质光谱、新型可调谐激光和非线性光学及应用研究。

1979年8月，51岁的马祖光到德国汉诺威大学物理研究所访学，学习与研究激光技术。他也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批公派留学人员。

在德国两年间，已经年过半百的马祖光吃了150多斤挂面，省下了1.1万马克。回国后，他把这些钱全部上交给了国家。他回国过海关时，箱子里只有几样行李：衣服、记录纸、笔记本，以及一些小的仪器零件。

出国两年多的人，居然一个“大件”也没带？面对海关人员的疑问，马祖光说：“我出国的机会是国家给的，我出国的钱也是国家给的。国家有困难，我不能拿着国家的钱去买个人的东西，该节省的就要节省。”

直到现在，每次想起马祖光院士，想起那150多斤挂面，我还是直掉眼泪。

我知道科技工作者中有千千万万这样的人，他们都抱着“如果科技能突破，把自己的命搭上都行”的信念。在这些科技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如今不少迹象表明，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具备强大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持续产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我认为类似薛其坤院士做出的基础研究成果，未来几年会持续出现。

届时，我们也会具备强大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能力，诸多“卡脖子”难题取得突破。对于实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我非常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