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被棉衣只带面。国家没有那么多差旅费，路这么远，路费比买新棉花还贵。”甘祖昌说完，仔细检查一家老小的箱子和麻袋，检查完才让捆好。
经过半个多月的旅途，一家人终于回到甘祖昌的江西老家——莲花县坊楼镇沿背村。
从将军到农民，对甘祖昌来说，是身份和心灵的回归。
当年，他为了解放劳苦大众，告别母亲和家乡，走上革命道路。长征路上，他和同村战友约好，革命成功后，一起回家搞建设，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
回家才两天，甘祖昌就领着子女下地干活。“要挑老红军的担子，不摆老干部的架子。”甘祖昌处处用红军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要求自己，他希望能和乡亲们一起努力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
他亲自下田，用双手一抔一抔捞烂泥，带领乡亲们把200多亩冬水田改造成了良田；他跟工友吃住在工地，和年轻人一起挑水泥、运材料，修建起了江山陂……
将军回到了熟悉的山山水水，龚全珍踏入的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完全听不懂当地方言的龚全珍一个人步行40多里路，到县文教局毛遂自荐当老师。
在学校里，面对山村里的学生，龚全珍是既当老师，又当妈妈；既要教他们读书，还要带他们劳动。
看到别人家里每天父母孩子都能热热闹闹在一起，女儿甘仁荣就问父亲：“为什么你们不能像别人家的爸爸妈妈那样陪着我们？”
父亲若有所思地说：“因为你们的妈妈是学生娃的妈妈，你们的爸爸是农业社的爸爸。”
甘仁荣和兄妹们听到父亲这番回答，大眼瞪小眼无法理解，甚至还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他们亲生的。
甘祖昌每月工资330元，收入水平在当时很高，但一家人却都过着简朴的生活。仅当地乡政府不完全统计，将军回乡后参加建设了3座水库、4座电站、3条公路、12座桥梁、25公里长的渠道。有统计的捐款达8.578万元，占他全部工资的70％。
将军对群众如此“大方”，但是对自己和家人却很“吝啬”。家人的衣服破了就补好再穿，实在不能补了拿去做鞋底。“只能给后代留下革命传家宝，不能留下安乐窝。”这是甘祖昌常对子女讲的话。
儿子甘新荣本来有当兵的机会，甘祖昌说招兵名额有限，让他留在家乡务农。
大女儿甘平荣也从小想当兵，甘祖昌不仅没有出面帮她，甚至告诉了吉安军分区的领导同志她的右眼近视，希望严格把关，这番话当场把女儿气哭。
龚全珍从教育工作岗位退休时，小女儿甘吉荣打算去学校“顶班”，也遭到甘祖昌的坚决反对。
……
在关系儿女人生前途的大事上，甘祖昌的不近人情曾让子女们哭闹过、埋怨过，但随着儿女阅历的增长，都化为从善、独立、有爱心这些美好的品格。
“父母虽然没有给儿女房产和金钱，却把无限的精神财富给了后代。”甘仁荣说，这些年来，大家都在献爱心、做善事，尽自己所能，传递这份爱。
“活着就要为国家做事情”
“我走过的路崎岖、艰难。我一直过着清贫的日子，可是我没有遗憾，没有悔恨，心怀坦荡。只要过宁静、简单的生活就满足了。”
——摘自1989年3月26日龚全珍日记
1986年，甘祖昌将军永远地离开了。弥留之际，他交代老伴：“领了工资，买了化肥农药，送给贫困户。”
除了这句遗言，甘祖昌并没有给家人留下什么，他几乎所有的钱，都用在了农村建设上。丈夫一心为公、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的宝贵精神，也成为龚全珍的人生信仰。
家乡，还有着丈夫未竟的事业。“老伴，你到另一个世界去了，我还要在这个世界上，继续我的征程。”
快70岁时，龚全珍主动提出住进莲花县幸福院，要去那里照顾比自己年长的老人；她着手做社会调查，到各乡镇调查青少年失学情况，参与成立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她成立“龚全珍工作室”，捐资助学，扶贫济困，服务社区……
“我不能庸庸碌碌过日子，应以战斗的姿态向死神挑战；我不能在日常生活中沉沦，要抽出主要时间来工作。”这是老人1997年4月10日在日记中的一句话。2013年，老人又在日记中写下：“一个共产党员要为实现中国美好的梦做点事，为社区的建设尽点力，不能等死。”
后来，即使躺在病床上，龚全珍也总会督促儿女们下乡走访，去了解谁家有人生病看不起、谁家孩子上大学缺学费，要求他们一家一家上门，把关心送到对方手中。
几十年来，没有人记得她去过多少学校，帮助过多少人。但记者曾不止一次看到，老人外出参加活动吃饭时，拿出自带的馒头或面包啃。她说：“我牙齿不好，吃这个好。”
在甘祖昌、龚全珍的影响下，儿孙们尽管身处平凡岗位上，却个个品行端正、工作敬业，有的获评“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有的荣膺“全国劳动模范”。
同事和朋友曾送给甘家子女16个字：革命后代，将军传人；淡泊名利，情操高尚。这既是对甘祖昌和龚全珍儿女们的褒奖，更是对这个革命家庭高尚家风的赞扬。
多年来，龚全珍始终践行着丈夫当年的那句话——“活着就要为国家做事情，做不了大事就做小事，干不了复杂重要的工作就做简单的工作，绝不能无功受禄，绝不能不劳而获。”
龚全珍钟爱荷花，爱它的不蔓不枝，皎洁无瑕，奉献一生。
其人如荷，清香满人间。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赖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