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全珍一路流亡，一路求学。那时，西北大学南迁至城固县城。龚全珍报考了西北大学教育系，并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
陕西省档案馆至今保存着一份龚全珍入学时填写的《国立西北大学新生调查表》。其中，“思想”一栏“对于国家现状之感想及将来希望”中，她填写道：“政治紊乱，国民教育至今不能普及，希望国家能树立一个真正为人民福利着想的政府，希望提高教育水平。”
1949年，即将毕业的龚全珍思考着自己的出路。恰在此时，时任西安军管会主任的贺龙来到西北大学，他号召同学们参军建设西北。
龚全珍很受鼓舞，当即报名参军，实现了戎装梦，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被分配到新疆军区八一子弟学校当老师。
次年春天，杨柳已发出嫩绿的叶子。龚全珍和100多名同行的青年爬上卡车，高唱着军歌向新疆进发。
似亭亭净植的荷花，龚全珍毅然决然踏上了为之奋斗一生的革命之路。
“爱自己所爱，无怨无悔”
“他虽不像知识分子那样温情，他爱得灼热，他承认我为他付出的一切。我们也有共同之处，对生活要求不高，为理想可以贡献出一切。”
——摘自1988年12月21日龚全珍日记
她和他，有着截然不同的人生起点。
他于1905年出生在江西萍乡市莲花县一个叫沿背的小山村。上了一年半的私塾后，他不得不辍学回家，放牛、打草，挑着担子来回走几十里山路，挣几毛钱脚力费维持全家生计。此后，他参加过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曾多次负伤，革命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
从赣西农村到胶东半岛再到天山脚下，两条相隔千里的生命轨迹，竟然神奇地交织在了一起。
1952年冬天，龚全珍第一次见到甘祖昌。那次，校长李平让她给时任新疆军区后勤部长的甘祖昌汇报后勤部子弟们的表现。
等甘祖昌走后，李平对龚全珍说：“甘祖昌是个思想意识很纯洁的老同志，他也受过痛苦婚姻的折磨，离婚了，这点你们有相似的遭遇。我给你们介绍认识。我相信你们的思想感情会融洽的。”
龚全珍略微思索了一下回答：“他是个大首长，这点不合适。我见首长就不会讲话，受拘束。”
龚全珍老人回忆说，她脑子里像开了锅的水似的，翻来覆去不能入睡，左思右想拿不定主意。
那一年放寒假，龚全珍和老师们到后勤部子弟家家访。甘祖昌和大伙儿一道用餐，她第一次看清他的样子。甘祖昌一米七多的个子，因为瘦，所以显得高；方脸，满脸严肃；眼睛不大，却很锐利；身板笔挺，标准军人姿态。
饭后老师们返校了，甘祖昌和龚全珍进行长谈。
“我今年48岁，校长告诉过你吧？”甘祖昌问她。
“好家伙，如此坦率干脆！开门见山，比我大18岁。”龚全珍心想。
甘祖昌接着告诉龚全珍，他的身体不好，有脑震荡后遗症，还有气管炎、肺气肿。原来，新疆和平解放后，甘祖昌在一次外出检查工作时，敌特分子截断了木桥，他乘坐的吉普车从桥上栽下。甘祖昌头部重伤，落下严重的后遗症。
龚全珍被甘祖昌的革命经历所震撼，也被他的坦诚所打动。通过这次交谈，她不仅了解了甘祖昌个人及家庭情况，更了解了他为人处世的态度。
没有过多的花前月下，没有过多的甜言蜜语，只有相守终身的信念。两人的婚礼在一个小会议室举行，只摆了两桌简单的饭菜，大半的客人都是同事。
起初，有同事担心，一个连“龚”字都写不出，一个是钟爱《简·爱》的大学生，能有共同话语吗？
一天饭后，夫妻俩一起坐在树荫下学习《毛泽东选集》。
文化水平不高的甘祖昌给妻子介绍起《井冈山的斗争》，解释什么叫主观主义，教她读懂革命这本无字书。龚全珍则给丈夫讲解某个字词的读法、词义、用法。
对于自己和甘祖昌的爱情，龚全珍曾在日记中这样评价：“在我的脑海中，爱情有3种境界：最高境界是有共同理想和目标，愿为之奋斗终生，不惜一切代价甚至生命的爱。我和祖昌共同生活33年……我感到生活得充实幸福。”
“要挑老红军的担子，不摆老干部的架子”
“他为什么不吃好的，不穿好的，他心里常常想着为革命牺牲了的战友，要多奉献，少享受，要为建设家乡贡献出一切。”
——摘自1992年9月28日龚全珍日记
崇拜三哥，龚全珍走上探寻革命真理之路。在丈夫身上，龚全珍则读懂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1957年6月，龚全珍从甘祖昌口中听到一个令她震惊的消息，甘祖昌决定带全家人回江西老家，不当将军当农民。
彼时的甘祖昌已被授少将军衔，一家人也早已习惯了新疆的生活。听到丈夫这番话，龚全珍辗转难眠，她翻了翻丈夫的日记本，里面夹了3张请求回乡劳动的申请报告，从1955年到1957年每年一张。
这些报告的内容都一样，上面写着：“自1951年我跌伤后，患脑震荡后遗症，经常发病，不能再担任领导工作了，但我的手和脚还是好的，我请求组织上批准，我回农村当农民，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力量。”
龚全珍担心甘祖昌头部受伤，老家的医疗条件无法保障。回乡，也意味着重新开始，更何况到艰苦的农村去。对此，同事、朋友纷纷劝说。可是，甘祖昌去意已决，龚全珍也决意相随，“我们有共同之处，对生活要求不高，为理想可以贡献出一切”。
准备动身时，甘祖昌向全家发布了一道命令：不准带棉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