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锦诗（右一）在莫高窟第八十五窟壁画修复现场。（敦煌研究院供图）
▲1963年的樊锦诗。（敦煌研究院供图）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张玉洁
六十年一甲子。在敦煌莫高窟，85岁的樊锦诗已工作整整60年。
人们都知道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事迹感人、荣誉等身，但她反复说，她没有三头六臂，只是尽了职责，陪了莫高窟一程。“国家把这么重要的遗产交给我们，我们要对得起国家，对得起祖宗，对得起历史。能为莫高窟做事，是我的幸运。”
奔赴与扎根的故事，已经广为传颂。这次，我们想换个角度，用她习惯的、非大而化之的方式，具体谈谈樊锦诗。
出发与回归
“理解樊锦诗，不仅要从敦煌出发。她是当今中国文博考古，乃至历史学的代言人。”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荣新江
樊锦诗的职业曲线，化作一个闭合的圆。
60年前，我国近代考古学奠基人之一的苏秉琦，请即将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的学生樊锦诗喝了一杯咖啡。忐忑中，她记下了先生的嘱托：做好莫高窟的考古报告，“就像研究历史必看二十四史，研究石窟也必看考古报告”。这一嘱托，同样来自樊锦诗的业师、我国石窟寺考古开创者宿白先生。
在莫高窟的60年间，樊锦诗的青春年华曾被耽误过，她也因其他工作奔忙过，但却从未忘记老师们的嘱托和自己肩上的责任。终于在73岁那年，她完成了《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两分册8开780页，仅单册就是无法一手拿起的厚重分量。这也是我国第一份正规的石窟寺考古报告。
与墓葬考古相比，石窟寺考古更为复杂，也更鲜为人知。
从时间看，莫高窟的营造从4世纪至14世纪持续千年。从空间看，735个洞窟里有壁画4.5万平方米、彩塑2000余身。复杂的洞窟结构、庞杂的壁画内容，都是挑战。
“考古报告既是洞窟最全面的资料，也是最科学的档案。考古报告的最高要求是，即使洞窟不存在了，后人还能够依据考古报告对洞窟进行完整复原。樊院长是带着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做这项工作的。”敦煌研究院副院长张小刚说。
“没把考古报告做好，我这一辈子到敦煌干什么来了？”这是樊锦诗的信念。她常说，要用历史的态度看考古报告，它不仅是给今天读者的，也要流传后世。留史的东西必须科学、准确、全面，绝不能以讹传讹、误导他人。
——条件不成熟时，她始终蓄力。
樊锦诗曾参加莫高窟南区窟前遗址等发掘清理工作；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合作或独自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及唐代前期的分期断代，这是学术界公认的敦煌石窟分期排年成果。
——条件成熟时，她抓紧出击。
上世纪90年代，随着人才培养、技术储备等条件日趋成熟，编撰考古报告重新提上日程。“《敦煌石窟全集》的编辑出版，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最终完成，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将这项无比重要的工作再次推延。这对我们是全新的工作，一切在探索和尝试中进行。”樊锦诗在序言中写道。
做考古报告，第一个难题竟然是从哪个洞窟做起。
有人提议按洞窟编号顺序做，但洞窟编号来自伯希和、斯坦因、张大千及敦煌研究院编制的行进路线，时代跳跃，并不能反映古代原貌。也有人说挑重点的洞窟去做，但剩下的小洞窟怎么办又成了问题。樊锦诗力倡以洞窟时代早晚为序列，兼顾崖面状况，以大洞窟为主，也收录周边小洞窟。以此规划，《敦煌石窟全集》形成脉络，整体规模恰好为100卷。
“为规模宏大的敦煌石窟编写考古报告，无疑是一项浩繁、艰巨、长期的工程。樊锦诗从‘洞窟开凿的早晚和它的排列顺序有极密切的关系’这一认识出发，依据多年来对崖面遗迹的考察和对断代分期研究成果的反复推敲，形成了分卷编写规划，从而让这项长期工程能够有序地、可持续地进行下去。”敦煌研究院党委书记赵声良说。
第二个难题是如何详尽描述。
“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考古报告要做这么久。但不做考古报告，根本没法理解其中的工作量和复杂程度。”张小刚说。
在莫高窟第275窟南壁，仅菩萨就有39身，衣冠服饰基本相同，但姿态手势各异。为了详尽介绍洞窟情况，考古报告里逐一进行了描述：
西起第一身，上身稍侧向左。双臂屈起，双手举至面前合掌持花枝。绿色帔巾。红色裙。红色头光。
第二身，上身稍侧向左，稍向左出胯。双臂屈起，双手举至面前合掌持花枝。黑色帔巾。土色裙。绿色头光。
……
这仅是考古报告中的一个微小细节。洞窟的外立面、结构、内容等，皆须收入其中。
面对千姿百态的壁画形象，樊锦诗也常常写到词穷：既要描述共性，也要写出差异；不细致就会漏掉信息，过于详尽又会繁琐。但她说：“考古报告是每个考古人最基本的工作。好看不好看，都得原原本本记下来。搞研究必须静下心来做，板凳不怕十年冷。”
第三个难题是如何准确呈现。
经过长期的思考探索，樊锦诗深刻认识到，考古报告不只涉及人文社科，更要文理交叉、运用多学科资料全景展现。文字用于综合描述，测绘侧重科学数据，图片解决形象色彩问题，三位一体的考古报告行文方式逐渐形成。这也为我国石窟寺的考古报告撰写，提供了新范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