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彭金章给了樊锦诗倾力支持。两人是北大同学，毕业后樊锦诗远赴敦煌，彭金章则来到武汉大学，参与创办了考古学专业。原定3年后樊锦诗回去，未曾想两人分隔两地达23年之久。期间，彭金章承担了育儿等大部分家庭责任。

　　1986年，彭金章调往敦煌，“按传统，女的跟男的走，但我选择跟她，又怕什么呢？”樊锦诗则说，像老彭这样的丈夫“打着灯笼也难找”。

　　从武汉大学到敦煌研究院那年，彭金章49岁。对一个学者来说，那正是学术成果涌现的黄金期。彭金章放下了主业商周考古，从零开始了莫高窟北区考古，这成为樊锦诗一个很大的心结。直到2000年后，3卷本《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以及《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研究》等成果出来，樊锦诗心里的石头才算落了地，“没有让他在事业上留下空白”。

　　也许，正是这些，长久地滋养着樊锦诗。而樊锦诗其人其行，也不断地滋养着他人。

　　——她既节俭，又大方。

　　樊锦诗住的是莫高窟旁60平方米的房间，喝酸奶一定要用水涮喝干净，去酒店会把已开封没用完的香皂打包带走。

　　“她出差时不让人陪同，哪怕一人拿两大箱子书。她去北京就住在景山后街一个半地下室的宾馆，一天152元，喝水要自己拿热水壶接，电视也不知道是哪里淘来的。但房间很干净，也安静。每次吃饭也一定是樊院长买单，她要来发票，再当着大家的面撕掉。”程亮说。

　　“樊院长至今睡的还是刚工作时单位分的木床板。刚开始是单人床，后来拼成了双人床。家里都是书，几乎没有多余的家具。”敦煌研究院团委书记许强说。

　　20多年来，她每年都向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捐款。2020年，她通过妇联匿名向武汉捐资8万元，为抗击疫情的女性医务工作者购买卫生用品。

　　2023年，她将获得的两笔奖金“吕志和奖—世界文明奖”2000万港元、“何梁何利科学技术成就奖”100万港元，以及自己的一些积蓄，全部捐给了北京大学和敦煌研究院。

　　起初，樊锦诗计划捐款时，周围人让她征求下家人意见，把奖金一分为三，北大、研究院、家人各一份。樊锦诗与家人商量后，决定不自留，将奖金分两份全部捐出。

　　——她既严厉，又温情。

　　樊锦诗对待工作标准高、要求严，很多具体的小事都要亲自抓，写材料细盯字句，还会去窟区捡烟头、刷厕所。

　　起初，她严厉的作风让很多年轻人见她就紧张，还有人因挨骂流泪。但他们又说，樊院长对事不对人，对大家一视同仁。接触多了，收获的全是进步与成长。

　　在生活上，樊锦诗很关心他人。谁家里有了困难，樊锦诗都会偷偷送些钱，给予帮助。暑期是莫高窟旅游的旺季。樊锦诗知道在酷暑下奔忙的讲解员很辛苦，拿出一两万元给他们买点好吃的。“很多事儿她都是悄悄干的，不让大家知道。”许强说。

　　顾春芳说，在校对《我心归处是敦煌》的过程中，樊锦诗几乎一个字一个字看，特别是对知识性的表述，要求做到“零问题”。两人一起出差去法国，得知她钱包被偷后，需要先行回国开会的樊锦诗很不放心，临行前悄悄在她看的书里留下了一摞钱，“300欧元，她可能把身上的钱都给我了”。

　　——她既朴素，又讲究。

　　她穿衣简朴，衣服一穿就是十几二十年，甚至结婚时的衣服都在。大多数时候都是黑白灰的中性服装，背的包全是会议发的布袋子。八十有余，她不请保姆，贴身的衣物都要自己手洗。

　　樊锦诗也爱美。买衣服很挑，彭金章的衣服也要她亲自选。“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那天，她精心挑选了一件暗红色对襟盘扣的丝绒外套。2000年前后的老照片里，在重要场合，她常穿一身很合体、面料很好的格子套裙，微笑着。

　　今天的樊锦诗，无疑是人尽皆知的公众人物。但她始终觉得，自己只是莫高窟的陪伴者，更为重要的是国家的重视、时代的机遇、前人的努力、同志的支持。

　　60年来，她初心不悔，静静守望在莫高窟旁。而今，在距地球4亿多千米的地方，一颗以她名字命名的小行星“樊锦诗星”，也在浩瀚天宇中静静运转、静静闪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