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炳仁：我这辈子就做铜了，所以铜就是我，我就是铜。”

朱炳仁，1944年出生于浙江衢州。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遗铜雕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他师古而不泥古，开创“熔铜”新工艺，将自由流动的铜汁从模具中解放出来，以挥洒写意熔铸刚柔极劲、妙趣横生的大千世界。拥有百余项专利的朱炳仁，因其开拓性贡献，被誉为“中国当代铜建筑之父”。此外，他还是揭开中国大运河申遗序幕的“运河三老”之一，并于今年建立朱炳仁大运河艺术馆，为传承千年运河的活态文化而努力。

“熔铜”艺术，始于一场大火

从千锤百炼，到泼铜如墨，从铸铜到熔铜，数千年传承的铜艺在朱炳仁手中呈现出了新的形态。谁能想到，这妙手偶得竟源自一场火灾。2006年，由他参与建造的常州天宁宝塔完工前突发大火，然而，一片狼藉却激发了朱炳仁新的艺术灵感。

朱炳仁：这场火对整座塔一没伤筋二没动骨，就是上面的铜基本上都被烧成铜渣了。我看了现场，突然发现地上流淌着一些铜渣，当铜在一定高度自由落体流下来的时候，铜珠互相拥抱、互相交融，非常美。

就这样，铜渣被带回工作室，在上千摄氏度的高温下熔化流动，终成自由奔放之模样。熔铜诞生了。正如朱炳仁在《舞铜》一诗中描绘的：“铜终于舞起来了。天地无限，造化无穷。”

朱炳仁：后来我用这些铜渣做了第一件作品《阙立》，作为第一件熔铜艺术作品，我捐赠给了中国国家博物馆。（从中）看到一种新的形式，（之前）从来没有意识到铜可以以这样一种浪漫的、抽象的、没有压缩的方式来创造。它可以做得很小，做成一个首饰挂在胸前，也可以做成巨大的铜雕塑、壁画，可以形成千姿百态的艺术表达。

铜是最早被人类所认识和使用的金属之一。经数千年淬火锻造，以青铜为代表的铜器采冶和铸造技术已成为中华文明的象征之一。每次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朱炳仁都会在那件著名的青铜器——后母戊鼎前驻足。

朱炳仁：青铜器一直是在模具中成型的，后母戊鼎就体现了当时工匠的智慧和力量，一个人手上只能拿十几公斤的铜，如果要到800公斤以上，就需要几十个人同时拿着坩埚然后同时熔化、同时浇铸，才能形成这么大的青铜器。全世界的博物馆展示铜文化的时候，基本都是（展示）文物，几乎没有一件当代的艺术。

只做一名铜匠，他不甘心

朱炳仁对青铜的痴迷并非偶然，而是源自他自幼受到家族铜艺传统的熏陶。浙江绍兴“朱府铜艺”历经近150年，江浙一带曾有俗语“嫁女的铜，朱家的工”。但到了朱炳仁出生的1944年，战火纷飞，铜铺已难以为继。尽管为了温饱颠沛流离，“以铜立业、以书立世”的家训他却一直铭刻于心。

改革开放后，朱炳仁从父亲手中接过了铜榔头，而此时这位铜雕世家的第四代传人，其实还是个“门外汉”，已过不惑之年，还要从头一锤一锤地干起。经过多年苦心钻研，朱炳仁继承了祖传手艺，打磨铜器炉火纯青。但只做一名铜匠，他不甘心。

朱炳仁：我父亲、我爷爷这几代人，他们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铜在老百姓生活当中能够得到更好的认同”上。那时候嫁女儿的话，她有一套铜的嫁妆，肯定会挑选我们朱家的铜。铜文化到我这代的时候，我也是不断在想，我们是不是能够离开我们老祖宗的脚步，能够自己踩着自己的脚印来，我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做的过程当中就让日用的铜器慢慢变成一些艺术品。

2002年，杭州西湖雷峰塔重建，朱炳仁担任铜工程总工艺师。最初方案是建成砖木结构的宝塔，但朱炳仁推翻了方案，他要建一座前所未有的铜塔。由于没有先例，这一方案曾遭到专家们一致反对。经过反复论证，最终朱炳仁用10万字的资料打动了评委，历时四年，以280吨铜，为雷峰塔“披”上彩色铜衣，重现了“雷峰夕照”的盛景。

自此，朱炳仁秉持千锤百炼的世代匠心，持续创造着铜建筑的奇迹：中华第一高铜殿“灵隐铜殿”、规模最大的铜建筑群“峨眉山金顶”、现代第一座青铜大宅“杭州江南铜屋”……有人总结，朱炳仁及其团队至今已创造了55个“第一”。

朱炳仁：我一直想每做一件事情，都能够迈出新的一步。所以我一直在思索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做的事情是不是超越了前人，或者超越了我自己。为什么我要创造，就是不要走自己的老路，这样子社会才会前进，时代才会发展。只有这样，你留给后人的东西才会更加有价值。

“造一座大运河通向世界文化遗产的桥”

今年，是大运河申遗成功十周年。有着“中国当代铜建筑之父”美誉的朱炳仁其实还有着另一个知名称谓：“运河三老”之一。并非水利专家的他如何与大运河结缘？其实，正源自没能在大运河上修建铜桥的遗憾。

朱炳仁：在2005年的一个活动中，我和另两位老人——郑孝燮、罗哲文，我们一起谈到了文物保护的事情。当时我说，我本来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在运河上架一座铜桥，后来由于多方面原因，这件事情没有成功。

时年81岁的古建筑学家罗哲文、89岁的城市规划专家郑孝燮对61岁的朱炳仁说：“你的铜桥没有建成，我们一起建另一座精神上的桥梁，如何？”朱炳仁忙问：“什么精神上的桥梁？”“一座大运河通向世界文化遗产的桥梁。”三人就此联名写信寄给运河沿岸18座城市市长，开启了中国大运河的申遗序幕。

朱炳仁：大运河申遗成功那一天，我在杭州的拱宸桥，等待着从多哈传来的大运河申遗成功的喜讯，这是2014年6月22日。回想起我并不是一个运河专家，也不是水利专家，我是一个铜文化传承人。当时罗老和郑老他们说，其实我们少一个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他们说“正好，我们一起参与进来”。就这样他们就带着我投入到大运河申遗的伟大事业中，给了我这么重要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