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赢，取决于谁先做出来探测器。当然，科学上很大程度上也有运气在里面。”王贻芳说。

预计未来三五年，他们的研究会有比较好的成果，“如果运气好的话，能碰上一次超新星爆发。虽然银河系每百年才有一次超新星爆发，人类已有300多年未见，未来30年再看到一次的可能性，应该说还不小。”

从酝酿筹建到运行取数，王贻芳陪伴这个项目走了17年。当被问及是否有过动摇，甚至被质疑时，他说，“中国有领先的科学装置最重要，我们不能缺席基础科学研究的最前沿。”

与年轻时，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参与既定课题不同，王贻芳在中国实现了自主设计实验的梦想。“只有做独一无二的装置，才能体现不可替代的贡献。”在他看来，中国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和经济总量，理应对科学作出相应比例的贡献。

这么多年了，经常有人问王贻芳，你们做中微子研究，有什么用？向大家解释这份“重要”之外，王贻芳的思考则更为深远。

“中国有四大发明，知道怎么制作火药，但根本不知道背后的化学规律，没有发展出相应的科学体系。”他认为，从历史来看，因为不重视基础科学，中国吃过太多亏。

站在微观与宏观世界的交汇处，王贻芳这样定义科学工作的意义：无论是经济，还是技术，最终都依赖科学，科学一定要先行一步。他希望通过几代人的努力，赶上我们过去落后的阶段，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留下中国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