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创作心态上，董哲并不追求观众一开始就记住所有人物，他认为，历史剧的关键在于呈现人物与故事本身，观众无需像研究历史一样去记忆。在董哲看来，他作为创作者，职责是尽可能清晰地梳理复杂的历史，而非降低历史本身的质感，削足适履地消除复杂。观众在观看时也需要给予一定的耐心。如果能因为这部剧，而对这段历史感兴趣，那会令创作者更有成就感。

长剧与短剧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肌肉记忆”

在微短剧盛行、追求“短平爽”的当下，《太平年》这样需要沉浸与梳理的历史大剧，似乎天然面临着“快”与“慢”的矛盾。对此，董哲认为创作长剧与短剧，本质上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肌肉记忆”，源于不同的技术生态与创作逻辑。

董哲表示，微短剧是技术进步带来的行业革命，它催生了一种全新的创作模式和行业生态。这种新模式自有其叙事节奏、情节密度与观看习惯。对于一个长期创作长剧的编剧而言，转向微短剧并非简单调整思路，“是需要从头学起的，因为肌肉记忆完全不同。”

在董哲看来，创作依赖的往往不是临时的思考，而是经长期训练形成的、近乎本能的“软件系统”。“人的大脑如同硬件，最终输出什么，取决于你安装了怎样的‘软件’。”历史剧的创作，需要的是长时间沉浸史料、构建人物网络、梳理复杂逻辑并在长周期内维持张力的“肌肉记忆”；而微短剧则依赖快速建立冲突、高频输出反转、精准掌控极短单元情绪的另一种“肌肉记忆”。两者路径迥异，难以直接互通。

“写微短剧的人回头做长剧，同样面临肌肉记忆的转变。”董哲说，“这就好比原先的系统不适用了，你需要重新安装一套新的系统。”这注定，《太平年》所代表的创作，是一场需要沉潜与耐心的“长跑”。

当被问及是否会继续书写五代十国，董哲提到了他在起点中文网搁置了十余年的网文《北唐》。“那是我早年写的关于五代十国时期的网文，只是那个故事是架空的，因为太忙，断更了十几年，最后一次更新还是2012年。写完《太平年》后，我有点意犹未尽，又为那篇网文写了一万多字，然后又搁那儿了，很对不住当年的那些读者。”董哲遗憾地表示自己肯定还是想继续写些五代十国的故事，但现在未必有时间和精力。

那个未完成的网文“坑”，与眼前这部体系严整的《太平年》，仿佛构成了董哲创作生命的一体两面：一面是私人记忆中绵延的念想与未竟的旅程；另一面则是一次面向公众的、郑重而完整的抵达。

而华策历史大剧《太平年》此次引发的广泛回响，也像一枚投入静湖的石子，漾开的涟漪映照出历史叙事在当下的多种可能。它用扎实的剧本重振了类型尊严，以精良制作抬升行业标杆，更以创新的互动模式拓宽了历史讲述的边界。这些尝试或许正揭示了一个朴素道理：唯有敬畏历史、诚恳面对观众，并与时代呼吸共振的作品，才可能超越时间，触动人心。

《太平年》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太平”的故事。它的存在本身，也在默默回应一个重要命题：在这个信息纷繁、节奏迅疾的时代，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历史叙事？答案或许就藏在主创沉入史料的那三四个月里，藏在两位穿越乱世的老人眼神中，藏在每一处试图与古人呼吸相通的细节里——它不提供简便的答案，而是邀请观众进入一段复杂、曲折却值得深思的旅程。

　　历史的光芒，始终照向那些愿意驻足凝视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