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神秘”外衣之下，关于女书的研究仍在继续。在学术上，如今已逐渐形成了以清华大学、武汉大学、中南民族大学、湖南女子学院等为代表的女书研究基地，有的学者将其作为终身研究领域。湖南女子学院女书文化研究所所长周红金从读大学时就开始关注女书，作为江永本地瑶族人，今年46岁的他已持续研究20余年。“女书作为独特的文化现象，散发出一种阳光、开朗的独特魅力，给人向上、向善的力量。”他说。

“君子女”塑造文化奇葩

　　上江圩镇蒲尾村的春天格外明艳。金黄的油菜花成片盛放，和煦的春风吹过田野、菜园、村舍，桃花迎风招展，环抱村庄的河水碧绿澄澈，水草随波飘荡。种稻、锄地、牧牛、摘果，千百年来沉淀的农耕文明，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

　　来到蒲尾村，便进入了女书文化氛围中。

　　“妇女们结交姊妹，聚一起纺纱织布、剪纸绣花、打花带，一起坐歌堂，特别是姑娘出嫁前，姊妹都要来陪伴，少则三天，多则半个月，唱陪嫁歌，等到婚后第三天，会收到姊妹专赠的礼品三朝书。”在蒲尾村女书园，36岁的女书传人胡欣向记者细数女书习俗，到了农历四月初八斗牛节，村里的姑娘会凑柴米油盐出门聚餐，一起读女书、唱女歌，互赠书写或织绣有女字的纸扇、花带、头巾等，大家或诉说苦乐，或说唱笑闹。

　　女书习俗是由女字、女书、女歌、女红等构成的有机整体，是一种独特的女性文化。“在我国偏僻的少数民族山区，保存着珍贵的文化遗产，在挖掘和保护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过程中，女书作为南方女性文化的突出代表，其研究保护具有重要价值。”现为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中国女书研究中心主任的宫哲兵说。

　　在赵丽明看来，女书是一种群体性活动，在活动参与中没有严密的组织，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出嫁的女人回娘家，姊妹聚一起自然就唱起来了，结拜姊妹也是松散的，没有什么入会、烧香拜佛的程序。聚餐时，大家可进可出，唱歌时来就是了，很忙就不来了。女书活动虽然有社群但是没有严格的制度和程序，都很自然。”

　　赵丽明认为，在男耕女织、男尊女卑的旧时代，女书的创造者和使用者，几乎都是“三寸金莲”的缠足妇女，自称“君子女”。她们用这种女性专用符号工具，通过对身份、角色的自我肯定和自我认同，获得自尊。

　　早期的女书作品，大部分其实就是女性自身传记。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旧时代，江永部分乡村妇女，尤其是著名女书传人，大多经历家庭的不幸和生活的坎坷，苦难深重，因而女书作品多为苦情悲歌。为了应对生活的艰辛与磨难，她们借助创作、交流女书，倾诉、宣泄内心的痛苦，获取精神的共鸣和抚慰。

　　在《江永县解放十周年志》上，记者看到收录的女书作品写到“静坐空房把笔提，诉出苦寒传四方，哪个如同我一样，一生命苦诉不完……”这篇作品描写了作者丈夫当兵抗日战死沙场，留下孤儿寡母艰难度日的悲苦生活情境。

　　语言学家周有光曾为女书题词说：“女书是妇女自我解放的第一步。”

　　“终身大事由父母，自己无权配婚姻。多少红颜薄命死，多少终身血泪流。女人过去受压迫，世间并无疼惜人。只有女书做得好，一二从头写分明。”《女书之歌》道出了妇女创作女书的原因和作用。赵丽明认为，智慧和勇气使女书主人创造了自己文字，争得了书写自己的话语权，争得了一方展示自我的自由乐土。

　　文化学者季羡林曾说，女书作为一种在旧制度下，被剥夺了学习文化权利的民间普通劳动妇女，运用自己独特的才识，创造出来的女性专用文字，实在是中国人民伟大精神的表现，足以惊天地、泣鬼神，女书文献以及相关的文化，具有语言文字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历史学、文学等多学科价值。其社会功能，至今为现代文明所运用。

　　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女书传人笔下所描写的旧社会悲苦状况已经不复存在，然而写女书依然是女书传人倾诉、宣泄内心悲苦的重要方式。

　　“房中念想修书本，悲痛隐言做上书。我是蒲门何氏女，一世寒酸不显阳……”1940年出生的女书传人何静华在少女时代曾参与女书活动，1996年其在广东打工的儿子突遭不幸，巨大的丧子悲痛激活了她的女书情结，她用女书感叹身世、疏解悲痛，此后写下了大量女书作品。

　　作为含泪蓄悲的苦情文学，女书作品几乎都是能读唱的诗歌文体，且广泛用于女性聚会的读唱活动中。在赵丽明等多位研究者看来，女性通过读唱女书这种独特形式，以排遣忧伤烦恼，获得精神的解脱和抚慰，因此女书传人大部分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群体意识，有着独特的精神追求和话语权觉醒。

　　“女书可以写，写着写着心就静了；女书可以唱，唱着唱着心就亮了。”在女书传人胡欣看来，学习女书就是一种修身养性。

　　何艳新老人是现存年龄最大的女书传人，她在上江圩镇河渊村长大，孩童时期曾经历过旧社会的苦难。新中国成立后，她能正常上学接受教育，后来嫁到本村，成了一名农民。虽然已到耄耋之年，记者看到的何艳新老人，口齿清晰、精神矍铄，对自己学习女书的经历记忆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