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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永女书:深山“玫瑰”,多彩绽放

来源:新华网 | 作者:新华网 | 发布时间: 2024-05-22 16:06:04 | 349 次浏览 | 分享到:

新华社北京5月10日电  5月10日,《新华每日电讯》发表题为《江永女书:深山“玫瑰”,多彩绽放》的报道。

  作为目前世界上唯一女性文字,半个多世纪以来,江永女书被冠以“神秘”色彩,并活跃在大众视野。这一流传于湖南省永州市江永县潇水流域的独特文字,只在当地女性中流传。

  起初,当地妇女用小木棍、竹篾等,蘸上锅底灰,在纸书、扇面、手帕等上面书写自己的苦痛身世和艰难遭遇,仅供姊妹间交流,并流传有“人死书亡”之传统。发展到后来,书写女书逐渐用毛笔、着墨,男性群体也开始学习女书、传播女书。2006年,与女书书法相伴随的坐歌堂、斗牛节等“女书习俗”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近年来,围绕女书的影视作品、音乐剧、视频短片等不断出现,当地每年暑期举办的女书培训班吸引全国各地和海外人士参加,女书文化得到有效保护和传承。在社交平台上,“世界唯一女性文字”“女性自我疗愈”等话题被热议。在不断保护传承中,原本以苦情为主的女书作品,其书写内容日渐丰富多元,唐诗宋词、名人名言、祝福话语等皆可用女书,越来越多的男性开始学习、传播女书。

  然而女书源于何时、由谁创造,学界众说纷纭,围绕其研究和讨论,至今未曾停歇。

  江永县蒲尾村女书园内的女书墙。大字为“江永女书”,小字为“文化瑰宝”(右)“世界一绝”(左)。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柳王敏摄

潇水河畔发现神秘文字

  “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位于湖南省南部的永州市被称为“潇湘之源”,潇水和湘水在位于永州市零陵区的萍岛相汇成湘江,一路向北流入洞庭湖,最终融入滚滚长江。

  永州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有着2100多年的建制史,曾是中原文化与楚文化、百越文化的交汇地。潇水流经永州南部大部分区域,滋养着文化风情浓郁的少数民族——瑶族。

  1982年11月至1983年1月,在原中南民族学院工作的宫哲兵前往湖南南部山区调研瑶族文化。在永州走访过程中,一种特殊的文字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向记者回忆:“当地有小学老师、公社干部跟我讲,说在江永县看到过一些奇怪的符号和文字,有的写在瑶族歌书、扇子上,有的绣在布袋或披风上,却少有男性认识,这让我非常好奇。”

  事实上,在宫哲兵到达江永县注意到女书前,这一特殊文字早就引起了当地关注。记者从江永县档案馆《江永县解放十周年志》上看到,1959年的记录显示“我县新华地区,在清代以前,即发现有妇女文字,但这种文字由于过去一向无人重视,因而出处无法考究,其特点是用以表达当地土话之语音,书法明确严格,用时可以灵活顶替,只需稍事钻研,即能掌握,所以为当地妇女流传极盛之故。至于书写内容,多为当地妇女诉苦之歌篇。”

  作为江永县本地最早学习、研究女书的男性专家,江永县文化馆原工作人员周硕沂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关注并收集女书原件,但受时代影响未能开展研究工作。周硕沂的女儿周荆儿告诉记者,其祖父在民国时期就留意到这种文字,新中国成立后,女书因没有人继承而逐渐消退,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位老年妇女能阅读和书写,于是她的父亲开始了抢救性的工作。

  同一时期,有学者也关注到这种特殊文字。1956年,原湖南省博物馆研究馆员李正光偶然关注到女书,并在考察后撰写了女书研究的相关论文,投寄北京《中国语文》杂志。《中国语文》编辑部潘慎收到李正光寄来的论文和女书材料后,也对女书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在此基础上加以研究,写出了《稀有文字——妇女字》一文,后由于时代变化论文未能发表,相关研究被迫中断,女书一度陷入沉寂。

  位于湘南边陲、地处都庞岭与萌渚岭之间的江永县,溪河蜿蜒,山岭纵横。“地处三省交界的文化边区,偏僻的鱼米之乡,相对富庶的绿洲,造就培育了女书这一文化奇葩。”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致力于女书研究的清华大学教授赵丽明说。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大山深处,沉寂的文字正等待被唤醒。

  那一年的江永冬天,飘着严寒大雪。为了找到这种奇怪文字原件及出处,宫哲兵来到江永县找到周硕沂,两人辗转于江永县的大山里,终于在上江圩公社蒲尾大队(现上江圩镇蒲尾村)看到了女书原件及收藏者本人——时年81岁的高银仙老人。

  “她拿出了4篇歌本作品,我们将其中一本《梁山伯与祝英台》抄录下来,并和她一起翻译成汉文,同时又请她照着本子进行演唱,并录了音。”宫哲兵回忆说,《梁山伯与祝英台》有382行,2674字,有300多种不同的字形,他当时就意识到,这并不是一种简单符号,可能是一种独特的文字。

  在经过深入细致的文化考察后,宫哲兵带着收集到的资料赶回武汉,并通过所在院系的专家将其研究成果带到北京,请古文字研究领域相关专家鉴定,初步认定这是一种文字。1983年,由宫哲兵撰写的《关于一种特殊文字的调查报告》公开发表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第3期上,女书自此声名鹊起,成为学术界热点。在学者的努力推动下,女书也引起国际语言学界的关注。

  语言学家周有光曾这样评价女书及其发现:“女书,是中国文化深山里的一朵野玫瑰,它长期躲避了世俗眼光,直到它即将萎谢的最后时刻,才被文化探险者发现。这个发现,带给学术界的不仅是一阵惊奇,而且是一系列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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