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数十万游客来铁砚山房参观，在这里寻找邓稼先生命最初的印记，民房群中的宅院常显得热闹。邓敦华已记不清，重复踏入邓稼先那波澜壮阔的生命之河多少次。

　　“你见过邓稼先吗？”这是邓敦华在讲解中最常被人问起的问题。

　　“没有。”邓敦华诚实地说，“却越来越像曾经见过。”

寻找，在青春的赛道上

　　“脊梁上的一块骨头，是您给的。”

　　“您奉献了一生，也得到了永生。”

　　“每当我抬头仰望星空，总能看到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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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B站搜索“邓稼先”，单条视频最高播放量超过50万，更有数以万计倾注真情的“弹幕”。

　　年轻人爱他，是因为他“可爱”。

　　邓稼先年轻时，爱听京剧，能用德文、俄文、英文唱《欢乐颂》，是乒乓球爱好者，喜欢下馆子。“他是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普通人。”邓稼先的儿子邓志平这样评价父亲。

　　年轻人爱他，是因为他让人仰望。

　　他用22个月就取得美国普渡大学博士学位，当时年仅26岁，被人称作“娃娃博士”。获得学位第9天，他便与百余名爱国青年一道乘船回国，投身新中国建设。

　　“邓稼先”三个字，如同精神火炬。

　　今年初，山西临汾，一写字楼广告位张贴出钱学森、邓稼先、李四光、钱三强的海报。网友们评论：“他们是我们应该追的星。”

　　“我的偶像邓稼先是我前进的动力。”这是中核霞浦核电有限公司青年技术人员李波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我了解他的生平、事迹，阅读他的有关著作，是他的忠实粉丝。”从高中时代起，李波就把邓稼先当作人生榜样，选择核专业，也是因为邓稼先。

　　运行领域的第一份事故规程、编制第一篇经验反馈排查报告、主持运行处第一个科研项目……他和团队实现了霞浦核电项目运行领域的许多个“第一次”。背后，是他十余年如一日的坚守。

　　他的朋友圈写着这样一句话：“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无问西东！”他说，自己的一生，就是要追随邓稼先的足迹。

　　四川绵阳、安徽怀宁……邓稼先的塑像，立在全国多个他曾工作、生活过的地方。

　　塑像前常有鲜花、瓜果，还有一群素不相识的年轻人。他们会在塑像前，静静注视，或是围着塑像走一圈，诉说心事。一些地方甚至不约而同形成一种习惯，谁家的孩子考上大学，离家之前便由父母领到塑像前合影。这是一种铭记，更是一种鼓励。

　　正如一位年轻人的评论：后继者的血管里有邓稼先，会为了祖国的安全与利益而沸腾；骨头里有邓稼先，敲起来也作金玉声。

寻找，在恒久的现在与未来

　　邓稼先在哪？

　　这也是萦绕在新华社记者顾迈男脑海中的问题，如今她已经92岁了。

　　20世纪80年代中期，顾迈男在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采访。偶然听说物理学家杨振宁来访时，曾问一个北京大学核物理系的学生知不知道邓稼先，对方答从没听说这个名字。杨振宁大为惊异，说邓稼先为国家做出那么大的贡献，中国学核物理的大学生竟然都不知道他的名字！

　　“这番话引起我很大的震动。邓稼先是谁？他在哪里？”顾迈男回忆，记者的责任心促使她开始寻找邓稼先。

　　她跑去中央各部委和中国科学院的各个研究所，挨个打听。几经周折，终于在核工业部问到了这个人，却发现要使其从不为人知到广为人知殊为不易：他的工作领域涉及国防机密，且参与研制“两弹”的科学家那么多，单独抽出一个人来宣传，行得通吗？

　　当时，核工业部办公厅主任李鹰翔听闻顾迈男的来意，带她拜访了国防科工委的负责人朱光亚。谈到能否报道邓稼先，李鹰翔提议：“邓稼先病得很厉害，先报道他……”

　　就这样，顾迈男成为采访邓稼先的第一位记者。

　　1986年，在解放军总医院的病房内，顾迈男第一次见到邓稼先。“他穿一件白底蓝布条的病号服，脸上皱纹很深，病得很重，但很乐观。”

　　顾迈男记得，邓稼先详细介绍了自己的工作以及世界各国进行核军备竞赛的情况，唯独“对于工作的艰苦，他什么都没提”。

　　而后，顾迈男又前往邓稼先工作的地方——九院（中国核武器研究设计院），用半个月一口气采访了邓稼先的同事、领导以及九院的炊事员、司机等人，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写完了长篇通讯《“两弹”元勋邓稼先》。

　　1986年5月31日，新华社《瞭望》周刊首发了这篇通讯。近一个月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各大媒体同时向全国人民公布邓稼先的事迹。

　　“邓稼先”这个名字，从此被刻印进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1986年夏，顾迈男带着刊登出来的报道，再次走进邓稼先的病房。他用冰凉的双手紧握她的手，连说了两遍“谢谢你”。

　　“太好了！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得知记者又在寻找邓稼先，顾迈男很高兴，“我们国家发展到今天，和邓稼先这批人的贡献是分不开的，未来要发展得更好，还是得靠邓稼先这样的人。”

　　沉默片刻，她又问道：“所以，你们找到了没有？”

　　这让记者想起，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邓稼先也曾问过：“30年后，人们会记住我们吗？”

　　“我们找到了，也在继续找。”记者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