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东升，蔡磊的确诊医生，数千名渐冻症患者的主治医生。1963年出生于山东济南，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神经科主任、北京大学医学部神经学系主任。

找上樊东升，是很多患者不愿经历的事，这意味他们大概率将被“判刑”。蔡磊的书里就记录了自己确诊的过程——一名医生听完他半年多寻医问药的过程，很干脆地建议：“其他地方都不要去了，你就去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以下简称北医三院）找樊东升专家团队，看看是不是运动神经元病（即渐冻症）。”

确诊渐冻症等于“判刑”？樊东升不愿意用这个词。

身为北医三院神经科主任，樊东升是国内最早开始渐冻症研究的医学专家之一。和患者说话时，他的声音很轻，语速不快，问得很细：家里经济条件怎么样？利鲁唑有没有吃？体重有没有降？……一项一项，他都要问清楚、讲清楚。

2019年，在北医三院的诊室里，樊东升在给患者看病。

“不是所有的患者起病后都进展很快，在不欺骗患者的前提下，也要把他病情里的‘优势’讲出来，让他有活下去的渴望。”樊东升在神经科待了30多年，亲眼看见渐冻症的神秘面纱被缓缓揭开一角，从湮没无音到广为人知。他相信，会有闪烁的光点划破暗夜，而活着，就有希望。

“冷水”沸腾了

如果说自1869年渐冻症被提出并命名的一个半世纪以来，做渐冻症研究是身处一池“冷水”，那么，樊东升明显感觉到，眼下这水正在变得沸腾。

最直观的例子是相关学术会议的参会人员。从2004年中国ALS（肌萎缩侧索硬化，即渐冻症的英文缩写）协作组成立以来，樊东升参加了数不清的学术会议。“参会的都是临床医生，医生之间无非是交流旧有经验，但在科学层面的治疗，还是得等着国际上的新药研究出来，因为我们的药物研发能力不够。”医生们自说自话，说完就走了。

但2023年，樊东升惊喜地发现，参会人员里，超过一半是做渐冻症基础研究的科学家。会议开了整整两天，少有人提前离会，都在等最后的“重磅发言”——那可能是一个新的实验、新的发现、新的假说，将带来攻克渐冻症的新希望。

“甚至，很多科学家是‘转行’过来的。”

樊东升举了几个例子，西湖大学付向东教授、粤港澳中枢神经再生研究院李晓江教授、清华大学鲁白教授，等等。他们原本专注于帕金森病或阿尔茨海默病的研究，现在也都研究渐冻症。“渐冻症跟帕金森病、阿尔茨海默病有共通性，都是神经退行性疾病，但相比之下，渐冻症是研究神经退行机制更好的模型。因为它发展快，一天之内可能就变化了，科学家进行干预更容易看出研究有效与否。”

樊东升打心底里觉得：“人越多力量越大，不同科学家研究不同的方向，你觉得没希望了，说不定别人的方向上又冒出来一个希望。”而回头看，搅动这池“冷水”的，反而是一名病人——蔡磊。

北医三院健康医学中心，7层，每一个来面诊的人都拿着厚厚一摞资料，资料袋外印着天南海北的医院名字。2019年9月30日，同样的地点，樊东升第一次看到蔡磊耷下的左臂，脑海中蹦出的第一个词是“连枷臂综合征”（渐冻症的临床变异型之一）。在2013年到2017年底，北医三院注册登记的3000多名渐冻症患者中，连枷臂综合征患者的病情进展最慢，平均生存时间在7—8年，有的患者生存了十几年，远远好于渐冻症患者的整体水平。

“确诊时，蔡磊的右上肢还没问题，病情比较乐观，10年以上没问题。”当时樊东升叮嘱蔡磊，好好调理，不要太拼。

樊东升记得，蔡磊看起来“对病情不是特别关注”，他的表情波澜不惊，没有太大变化，甚至小小的门诊室成了他谈笑风生的场地。

后来在书里，蔡磊回忆这一天：从樊东升的门诊室出来后，他等了两三趟电梯都没能进去，不想再等，拉着母亲去走楼梯。走出医院，他手脚冰凉，“电梯都不愿意等，现在却只能等死”。诸如此类意志消沉的一面，樊东升没有看到。

确诊后不到一个月，蔡磊又找上了他，说想做一个渐冻症患者的大数据平台。樊东升答应了他。早在2000年初，樊东升就有过类似的想法。

当时还没有电脑系统，病例手写完毕，患者就带回家了，医院也没有留底。等到他想了解患者的诊断数据、病情进程、用药情况时，只觉得两眼一抹黑。樊东升就请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帮他设计了一套量表，开始有意识地收集渐冻症患者的资料。“这边医生写完病历，患者签了‘知情同意’，那边科研护士抓紧时间誊写建档。”

到2019年，北医三院已经收集了5000多名渐冻症患者的数据，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样本库。但这些数据还不够动态，有的患者3个月后还能跟访到，有的就彻底失去联系了。“蔡磊想搭建的是一套病人自报系统，可以持续追踪。他很会利用互联网，我们给他专业上的建议，他去搭建这个平台，一两年间就有上万人填写。”樊东升说，这个样本量是过去20年间收集数据的两倍——确实是只有蔡磊这样兼具互联网“大厂”高管和渐冻症患者双重身份的人才能做到的一个数据。

2022年，樊东升（右）参加一档电视节目，在节目中遇到了蔡磊。

再之后，樊东升常常听到蔡磊“爱折腾”的其他消息：疯狂拉企业家投资渐冻症新药研发，不停地找科学家推新的药物管线，在社交群里呼吁患者捐献遗体给医学研究用……

折腾的成果让樊东升动容：“1000多名患者签署了遗体捐献同意书，这不亚于‘冰桶挑战’的贡献。”2014年，“冰桶挑战”公益行动风靡全球，美国筹到的1.15亿美元善款中，7700万美元用于研制渐冻症的治疗方案；中国共筹到814万元人民币，550多万元用于帮助渐冻症患者群体，剩下250多万元用于帮助其他罕见病群体。在樊东升看来，蔡磊动员到1000多名渐冻症患者同意捐献遗体，是实实在在把渐冻症的研究进展往前拨动了很多格。

折腾的后果也让樊东升心里一凉。樊东升再见到蔡磊时，“他告诉我，不光右胳膊动不了，脖子也开始没劲儿。这个症状在他身上出现得太早了。从上肢到脖子，意味着病情进入下一个阶段。我们很多病人，两个胳膊动不了，但脖子没事，说话、走路如常，这样的状态可以持续七八年。但他太拼了，不听医生的话”。渐冻症患者的神经细胞没有正常的“应激颗粒”守卫，一碰到过度劳累等应激状态，无异于“赤手搏击”，很容易损害甚至死亡。

樊东升只好又一次叮嘱他：“一定要小心，别太拼。”

蔡磊说：“知道。”

蔡磊的折腾其实赶上了时代的大潮。党的十八大以来，健康中国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樊东升在临床一线，深刻地体会到，正是有了“健康路上一个也不能少”的大环境，罕见病治疗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包括渐冻症新药的引进、试验、评审等，都可以走绿色通道，加速进行。“恰在此时，有蔡磊这样一个旗帜性的人物出来呼吁。”

“每个人对生命的理解不一样。你老老实实在那待着，可能多活10年，但不会有这么大的动静。”樊东升尊重蔡磊的选择。2023年7月，樊东升和中国科学院药物所高召兵教授、清华大学贾怡昌教授联合研究团队在国际高水平科学期刊《自然》（Nature）杂志子刊《细胞研究》（Cell Research）上发表封面文章，介绍渐冻症研究的最新发现。樊东升和贾怡昌一致建议，杂志封面采用蔡磊的个人照。

樊东升请人设计的《细胞研究》封面。

为此，他们专门请了美术设计。封面背景是一片未知的荒漠，蔡磊仰着头，太阳光洒下来，空气中有飘起来的泡泡，有象征他们新发现的致病基因的元素符号。“想以此来致敬他身为一名患者作出的贡献。”

这款封面最终未被采用，樊东升有点遗憾：“我们——医生、患者和研究人员——其实是一个战壕的战友，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就是渐冻症。”

找到那把“钥匙”

对面是一名来自山东的女性患者，已经站起来准备离开了，又不甘心地问樊东升：

“樊医生，你们的新药进临床了吗？我想进组（试验）。”

她的眼眶红了，她说自己也是一名医生，现在吃不下，也睡不着。

这不是樊东升第一次遇见这种场景，他尽力劝慰对方：“维持营养和体重是基本的，你要是吃不好睡不好，没病也该病了。”

渐冻症对每个患者都是平等的。在樊东升的门诊室，更能体会这一点。他们可能很年轻——系统叫号喊“蔡磊”，众人纷纷探头，一个同名的27岁小伙子进了诊室。他的姨妈几年前确诊了渐冻症，他不相信“诅咒”这么快就降临到了自己身上，用含混却坚定的声音跟樊东升说：“我来，就是想确认我到底是不是渐冻症。”他们可能是高知——在其他人时刻维持着“冲”进诊室的姿势时，一对打扮很体面的夫妻静静地靠在椅背上。丈夫的手里攥着一张纸，纸上列了五六个问题，字体舒朗飘逸。

起初，每一名渐冻症患者都会感到恐慌、焦虑、不知所措，他们没有办法想象身体一寸一寸被“冻”住，一寸一寸失去力气和功能，而自己的脑子始终清醒。为什么会这样？

医生也回答不了。渐冻症患者中，除了5%—10%由基因突变导致，是父母遗传给孩子的，其余90%—95%都是散发性的，病因不明，靶点不清。这就好比是：想要攻敌，却连敌人在哪儿都摸不清。因此网上不乏一种声音：这种医生最好做，反正治不好。

樊东升也反问自己：我能做什么？我要做什么？

樊东升的祖父、父亲都是医生。当年他考大学，父亲自然而然就替他选了医学专业。1984年，樊东升从第三军医大学（现陆军军医大学）医疗系毕业。全系204人，有被分配到西藏的、海岛的和战斗一线的，他则被分到学校附属医院新桥医院（现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选神经内科，是因为他觉得“逻辑性强，80年代医院的检查设备很少，脑子里病变在哪儿？基本上靠医生查体推论”，他想象那是一件“很烧脑、很酷”的事情。

干了一段时间后，樊东升不这么看了，“当时对脑血管病都没有办法，连溶栓治疗都没有，神经免疫类疾病的治疗更是只有‘三大素’（激素、抗生素、维生素），医生更多是诊断，诊断完了，没有治疗。”

1987年，北医三院神经内科开始向全国招收硕士研究生，樊东升成为第一批入读学生之一。当时整个神经内科只有12张床位，且没有独立的护理单元，但他仍忍不住感到激动、好奇——科里引入丹麦一家公司的新型肌电图机不久，在肌电图检查技术上全国领先，导师康德瑄则专注于临床电生理、神经肌肉病，方向很新。

正是在这里，樊东升学到了人生中重要的一课——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南长征，北三院”，说的是骨科治疗并驾齐驱的两大医院。来北医三院骨科看颈椎病的人特别多。一次闲聊，一名骨科医生和康德瑄说：明明手术做得很漂亮，我们颈椎病人，怎么一做完手术就进你们神经内科了？话一说完，双方心里都“咯噔”一下：这事儿，得会诊。结果发现，有的患者不是颈椎病，而是渐冻症。两种疾病都会出现肌萎缩，上肢、下肢麻木僵硬，导致一种罕见病被误诊为常见的颈椎病。也因此，做完颈椎手术的病人出现了说话不清、吞咽困难的症状。

如何区分颈椎病和渐冻症？当时在世界范围内也没有诊断标准。“哪儿没劲，就给哪儿做肌电图。”樊东升伸出手比划：“一做肌电图，电极贴满整条胳膊，检查十几块肌肉，完全是抓瞎。”在导师的建议下，他开始寻找线索。他跑遍全北京市的图书馆，终于发现了一篇以色列文献。文中提到通过胸段的椎旁肌进行区分，因为得了颈椎病的人胸段很少出现退行性病变。

这点醒了樊东升。但胸段病变是渐冻症患者比较晚期的症状，他想找出早期就能区分两种疾病的方法。沿着前人的路线，樊东升想到颈椎病也不会影响脖子上的胸锁乳突肌，而同一部位，渐冻症患者的肌电图会有明显反应。

“钥匙”就这样找到了！

那是樊东升极具成就感的一刻，也是中国渐冻症医治史上重要的一刻——通过胸锁乳突肌诊断的准确率达到98%以上，这一方法被纳入中国渐冻症诊断标准。

绝望和希望

和樊东升多聊一会儿，就会发现他不像外表看上去那样清冷、疏离。相反，他心思细腻，对于患者的反应很敏感。

这种敏感源于他的同理心。前段时间，樊东升自己接受了心脏射频消融手术。躺在病床上干瞅着天花板时，他才发现一天见不到几次主治医生，见得更多的是临床护士。“这时医生多跟我说两三句，我就清楚很多，很受鼓舞。”

推己及人，樊东升觉得，最基本的，他有责任让患者正确认识渐冻症。早些年，他见过特别多为了治病而被骗的人，比如不少人相信吃生泥鳅可以治好渐冻症。现在，他的社交平台每天还能收到大量所谓的“偏方秘方”。甚至有人直接到医院堵住他，让他告诉自己蔡磊的住址，言之凿凿说有办法治好蔡磊的病。

“都是骗子，但还是有患者受骗。”樊东升理解这种心理：“人在得了一种不好的病时，总是希望有方法能彻底治好自己。”

但“治病”真的不等于“治好”。樊东升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患者和家属：“目前，渐冻症不能治愈，但可以延缓疾病的进程。”

利鲁唑是世界上最早治疗渐冻症的口服药物，已被证明延缓效果明显，“发达国家服用利鲁唑的比例达99%，但国内患者的认知还不够，或者不舍得花钱”。樊东升就遇到过一个患者，起初还能自己坐火车来北京取药，服用利鲁唑一年后，他觉得好像没用，便没继续服了。结果，病情迅速恶化，半年后他就出不了门了。

人类和渐冻症的斗争漫长而无解，樊东升的想法是“与病共舞”。如果患者提前做好营养和呼吸管理，维持生命没有问题。当然，他的心里也始终酝酿着更大的希望：新药。

“过去很长时间，我们的治疗推进基本靠国外的药。药进来了，虽然让病人有了治疗可能，但也赚了中国市场不少钱。”樊东升说。以利鲁唑为例，2017年以前，一盒是4000多元，仅够服用28天。2017年，利鲁唑被纳入医保药品目录后，患者买一盒只需自付1413元，负担大为减轻。但对每一名病人，樊东升还是会细心询问一下他们的经济条件，但凡对方有一点面露难色，樊东升就明白了，开给他的是药效一样、价格便宜2/3的仿制药。

新药的问世都离不开临床的验证。业内有一句话流传广泛，“一款新药的研发平均要花10亿美元、10年时间”，其实这句话还缺了后半句——却是不到10%的成药率。根据动物实验研发出的新药，进入临床试验后，成功率很低，尤其是渐冻症、阿尔茨海默病这一类神经退行性疾病。用国家健康和疾病人脑组织资源库主任章京的话说：“投入1万个药物，只有1个药能成功。”

面对失败，科学家会选择较劲，资本不会。2024年2月16日，一款被寄予厚望的渐冻症新药DNL788，在二期临床试验中失败了。樊东升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它的开拓者是华人科学家袁钧瑛教授，前期的论文内容很扎实，动物试验做得也很漂亮，结果临床试验一出来，服用新药和服用安慰剂的两组病人，效果没有差别。一夜之间，整条药物管线全部停掉。对药厂和投资人来说，再投资就是浪费钱。”

“但实际真的无效吗？”樊东升认为，不是的，“很可能是临床试验的设计出了问题。1个小鼠和10个小鼠只有数量的差别，但在临床上，1个病人和10个病人的差别太大了。渐冻症病人90%以上都是非遗传性的，发病基因各不相同，所以还要追问，新药无效，到底是对哪种亚型无效？有没有用了它却很有效的亚型呢？”

这时就凸显出临床研究的重要性了。“临床医生根据临床经验帮助科学家做好整体的临床试验设计，筛选出适合不同新药进行试验的亚型群体。”樊东升说，在此基础上，他和蔡磊建立的渐冻症患者大数据平台就显现出了它的价值——快速招募、筛选出目标病人。

一个例子或许能帮助人们理解这个大数据平台的了不起：鲁白教授曾在英国葛兰素史克公司启动了两款渐冻症新药，都因参与试验的患者太少不了了之，“罕见病的临床试验人数要求至少是160—200例，一直收不满，拖一天就多一天的投入，最后被迫停止”。

而眼下，樊东升全程参与临床研究的渐冻症新药SNUG01，即将进入临床试验。新药的基础研究是贾怡昌教授团队做的，参与临床试验的人数也不用担心。但可以想象，进入临床试验，人类将又一次徘徊在希望和绝望之间，或许，上一秒还是重生的狂喜，下一秒就是失败的深渊。

2023年，樊东升（前排左三）和清华大学贾怡昌（前排左四）团队开启渐冻症新药SNUG01的临床研究。

樊东升也在期待着。在这次大规模临床试验前，去年5月，应一名病情较重的患者强烈要求，他们为他进行了“同情给药”，先给他用上了SNUG01。一年里，樊东升亲眼看到他的肌电生理监测有了可喜的变化——原本几乎看不到起伏的直线，慢慢出现了电信号的曲线变化。那是樊东升看过的最美的图像！一位国内顶尖医生的坚持也就有了极其具体的意义：“人在，这个家就在。”（本文图片皆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