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峨眉派的郭襄”，已迈入暮年。老伴汤一介曾为她赋诗一首：“摸爬滚打在他乡，翻江倒海开新章。东奔西跑一梦醒，转识成智觉有情。”

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

       “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是普普通通、飞不高、也飞不远的一对。 他们喜欢自由，却常常身陷牢笼； 他们向往逍遥，却总有俗事缠身！ 现在，小鸟已变成老鸟，但他们依旧在绕湖同行。 ”在《同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中，汤一介如此写道。

· 汤一介、乐黛云随笔《同 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

他们一个面向古典，一个研究“比较”，一中一西，却常常比翼齐飞。 汤一介属兔，乐黛云属羊，每次外出讲学，都买一只对方的生肖玩偶带回家。 乐黛云去的地方多，带回来的也多，汤一介则笑眯眯地回答： “可是我送的羊比你的大啊。 ”

· 汤一介、乐黛云在家中书柜前。

1984年，中国文化书院在北京成立，汤一介任院长，乐黛云是积极分子。 这个纯民间的学术团体，与《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文化： 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成为80年代“文化热”的中坚，分别立起国学、科学与人文三大山头。 第一期“中国文化系列讲习班”上，冯友兰、张岱年、侯仁之、金克木、李泽厚、杜维明等大师云集。 第一位演讲者是梁漱溟。 那一年，他92岁，30多年未曾登台，两个小时的演讲，全程站着，厅里断了暖气，他却不时用手帕擦抹额头上的汗渍。

乐黛云参加了“中外文化比较研究（函授）班”，面授集中在寒暑假。学员们大多是中小学教师、中下层干部，也有农民和复员军人。有人从山区或边远小城徒步赶来，扛着一口袋干粮、背着土布书包，舍不得租一个宿舍床位，就铺张草席在房檐下或凉亭里睡觉。在岳麓书院，乐黛云遇到两个学员，很普通的农民，打着伞坐在屋檐下。“我问他们为什么长途跋涉而来？他们说，我们想听听中国过去的人讲的是什么。”

30多年后，乐黛云仍记着那一刻的震动。“我和他（汤一介）一直在奋斗，想建造‘无墙的大学’，什么人都可以来听课，没有门槛，没有规范。做文化的最怕有‘价值’，有了‘价值’就高不可攀，文化本身就是普及、大家都来做的东西。”

这份充满乌托邦色彩的构想，最终成为未竟的梦想。2014年，汤一介去世，乐黛云写下挽联：“未名湖畔鸟飞何疾，我虽迟慢誓将永恒。”落款是：“你的小黛”。

· 两位老人常常绕着未名湖漫步。

对乐黛云而言，比较文学不仅关乎文学，更是重新校订中国的位置。当人们借这一学科仰望欧美、追随西方时，她瞩目的是中国的文化与诗学传统。这些年来，她重估《学衡》（以汤用彤、吴宓为代表，主张“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价值，申明陈寅恪的“真精神”是以“外来的血”改造旧的民族躯体，“重启新机”；当亨廷顿鼓吹“文明的冲突”时，她以《国语》里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与费孝通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与之对抗；当“软实力”成为热词，她警惕其中的文化霸权主义……

中国文化向何处去？这个世界会不会变得更好？在一个聚焦“小而美”的碎片化时代，乐黛云依然在探索这些大问题。她关注最新的宇宙新发现，太空是怎么生成发展起来的；也揪心近期的巴以冲突，为什么灾难总是落在老百姓身上。

学生张锦至今记得，刚考上乐黛云的博士时，老师在邮件中说：“我们可以一起尝试为人类做些好事。”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她给老师打电话。电话接通后，是她熟悉的坚定语气：“没关系的，一定会过去的，不要失去对人类的信心！我一生中见过各种灾难，自然的、社会的，最后都能过去的。”

客厅电脑桌的上方，挂着汤一介的照片。平日，乐黛云就在“老汤”的注视下做自己的事。此刻，她一边认真地在扉页上签名，一边自嘲“字不好看”。书的封面上，是她17岁初入北大时的照片。

“北大的花都开了，真的是美景，你们去看看，别错过好时光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