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极污染物研究也进入了中国科学家的视野。今夏在黄河站驻站的同济大学化学科学与工程学院赵红颖教授正在进行一个由中国、挪威、美国共同参与的国际合作项目。她告诉记者：“我这次来北极的实验任务是对北极地区海洋及大气中的微塑料进行检测和溯源，如果微塑料已经对极地生态环境产生了影响，那就意味着地球上很难有完全不被微塑料影响的净土了。”

　　“往大了说，气候变化影响全人类，往小了说，对我们的极地研究工作也有影响。”胡正毅说，这些年来，黄河站检测的冰川每年退化几十米到100米，科考队员现在上冰川，往返比8年前他首次来北极时要多走两三公里。“未来冰川离海面更远，我们要走的路就更多了。”

注意安全，但不惧危险

　　在黄河站外仅二三十米的地方，就竖着一块“北极熊危险”的警告牌，要求人们必须配枪才能离开新奥勒松镇区。

　　“我从未想过危险会离自己这么近。”科考队员、同济大学博士生武小涵告诉记者，6月15日，在她抵达黄河站不久，就看到了新奥勒松管理方发布的北极熊警告：有一头北极熊在距离黄河站不到1公里的小岛上活动，随时可能对科考队员的人身安全构成威胁。6月25日，另一头北极熊又出现在相近位置。

　　“对我们这些新队员来说，附近有北极熊很兴奋，但那些有经验的科考队员都很严肃。”首次来极地参加科考的武小涵说，所有队员被告知必须待在站内，以避免刺激北极熊。“他们把安全看得比什么都重。”

　　在极地科考中，危险无处不在。除了不时出没的北极熊，冰川上的裂隙、海洋中的冰山、突然降临的暴风雪等都会对科考队员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构成威胁。

　　与北极相比，南极的恶劣环境还体现在极寒和干燥的气候上。胡正毅和队友们在零下四五十摄氏度的低温中工作，经常面临冻伤和紫外线的伤害。每次从南极科考结束，胡正毅的脸和手几乎都会冻伤，皮肤脱落一层又一层。极端的极地气候，考验着科考队员的身体素质，更考验着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

　　“凌晨两三点在雪坑中采样是常有的事情，‘地吹雪’打到脸上，灌进衣服里，那种冷很难形容，为了获得符合采样标准的样品，无法穿戴厚手套，队员们只能进入车内稍微回暖一下。因此，一趟采样下来，手会反复冻僵。”胡正毅回忆道，“后来队员们有经验了，会把‘暖宝宝’贴在脚上、腿上、腰上，确保自己不至于那么冷。但即便如此，工作结束后，队员们的手脚还是会出现严重的冻疮。”

　　极端工作环境对身体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胡正毅的腿部因为长期在冰雪上跪趴工作，已经出现了不可逆的损伤。他的膝盖现在走路有时会突然顿住，这是因为长时间的极地工作造成的职业病。

对家国的责任与使命

　　常年在极地工作，意味着对家人的亏欠。胡正毅和黄河站机械师许浩都错过了孩子出生的重要时刻。如今，科考队员虽然已经可以每天与家人视频通话，但屏幕上的问候并不能代替身边的陪伴。“有时候家里有急事却帮不上忙，心中总有愧疚。”胡正毅说，自己孩子出生时的那次极地科考中，有个施放氦气球的环节，科考队员们将自己的愿望写在即将升空的氦气球上，刚为人父的他为早产50多天的儿子写下四个字：“健康成长”。

　　家庭的支持是科考队员的重要动力。胡正毅告诉记者，妻子非常理解和支持他的工作，知道这是他的梦想和事业。每次回家，他都会给儿子讲极地冰雪世界的故事。“他听得津津有味。有时候，我会带一些极地的小纪念品给他，让他感受到爸爸的工作是多么特别。”

　　“在南极和北极，我们不仅是科考队员，还是国家的代表。科考队员在极地的研究成果，同样展示了中国的科研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也为国际极地研究贡献了中国智慧。”胡正毅告诉记者，每次参加极地科考任务，自己都深感责任重大。“正因为如此，虽然苦，虽然累，虽然有危险，但结束工作回到站里，看到门口黄河站的牌子，看到会议室里鲜艳的五星红旗，便感到自己为中国极地科考付出的辛苦是值得的。”

　　中国极地科考工作者的专业精神也得到了不少国外同行的肯定。挪威极地研究所特别顾问金·霍尔门教授至今仍能回忆起2004年黄河站成立时的场景。他是黄河站的“老朋友”，甚至参与了建站前的预备会议。他与不少来黄河站科考的中国科学家成为挚友，进行广泛交流合作，共同研究如何应对气候变化。

　　“来黄河站从事科考工作的中国科学家非常勤奋，待人温和谦虚，他们为极地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霍尔门说，他和挪威极地研究所的同事都很乐意与中国科学家进行学术探讨。“我相信，通过与中国科学家的共同研究，我们可以预测世界其他地区可能出现的气候变化。”

　　胡正毅是中国极地考察事业不断发展的亲历者。他告诉记者，参加极地科考12年来，亲眼见证了中国在极地科考站数量不断增加，科研设备和保障条件不断改善。“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身为一个中国极地科考人，我为自己的祖国而骄傲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