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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致力于东方与西方的“相遇”

来源:光明日报 | 作者:凤媛 | 发布时间: 2024-08-22 22:33:07 | 167 次浏览 | 分享到:

老舍离开我们快六十年了,他的作品为何还能被不同地域、不同领域的人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追忆和复现?为什么老舍的人与文在历经岁月风尘后的今天仍旧可以熠熠生辉?当我们在纪念这位文学巨匠时,我们到底在纪念他的什么?

  老舍(1899—1966) 资料图片

  1.倾情“小人物”,践行“灵的文学”

  老舍一直秉持写“小人物”、为“小人物”发声的创作品格。这些小人物不仅指他们是身处底层、物质上困窘的贫民,还包括那些在社会中籍籍无名、微不足道甚至是生活的失意者和失败者。1899年,老舍出生在北京西城的一个贫苦的旗人家庭,“我昔生忧患,愁长记忆新。”这时正值清政权走向穷途末路,显赫一时的八旗阶层也日渐衰微。相较于同时代作家,老舍的世纪末情绪因为他的末世旗人身份更多了几分哀伤与悲情,这也给老舍提供了一条和那些小人物相融无间的情感通道。

  他的《离婚》《骆驼祥子》《牛天赐传》《我这一辈子》《月牙儿》等作品,将笔触瞄准城市中的普通市民,写他们的艰难生计和辛苦境遇,写他们被生活逼迫到走投无路,却对“为何如此”和“应该怎样”始终懵懂和茫然。写于抗战时期的《四世同堂》,塑造了沦陷区底层社会的人物群像。小羊圈胡同中,既有从与世无争的“顺民”最终走向“硬正”和反抗的老一代中国人祁老太爷、钱默吟;也有心怀正义,却又在“救国”还是“保家”、“尽忠”还是“尽孝”之间徘徊,以祁瑞宣为代表的年轻一代。老舍很少对这些小人物进行一种善恶忠奸、非此即彼的符号化和标签化处理,而是通过时势造就、文化因缘和个人境遇等因素,解释他们处境的来龙去脉、是非曲直。这种洞明世事的犀利眼光,成就了老舍笔下一系列经典的人物形象,也为我们思考当下的创作应该如何关切书写对象提供了启示。

  1939年《骆驼祥子》再版 资料图片

  与写小人物密切相关的是老舍对于“灵的文学”的追求,也就是在创作中着意对人心和人性之复杂幽微的开掘。“灵的文学”是老舍在1941年一次演讲中的一个提法,他认为但丁的《神曲》是“替西洋文艺开辟一块灵的文学的新园地”,而在当时的中国“确实找不出一部有‘灵魂’的伟大杰作”。因为他们的创作都太过瞩目于现世和肉身,所以他呼吁要推动“中国灵的文学,灵的生活”。这种“灵的文学”的追求并非一时兴起,在他的创作逐渐走向成熟的20世纪30年代,这种趋向就已经体现得十分明显。

  以《骆驼祥子》为例。在这部小说的阅读史中,祥子“三起三落”的命运悲剧,极易只被解读为黑暗社会对底层生命的无情倾轧。兵匪、侦探等利爪在相当程度上确实造成了祥子几次丢车的命运跌转。但细读文本会发现,老舍创造祥子的形象不只是简单地批判黑暗社会。小说没有明确标识故事发生的时间,老舍对小说的时代背景明显进行了一种模糊化的处理。在谈及这部作品时,他说:“我所要观察的不仅是车夫的一点点的浮现在衣冠上的、表现在言语与姿态上的那些小事情了,而是要由车夫的内心状态观察到地狱究竟是什么样子。”也就是说,老舍希望写的是祥子的内心世界及其背后的心理动因。由于对车夫内心状态的关注,老舍将祥子塑造成了一个木讷寡言,却有着极为丰富内心戏的人。祥子每次命运转折的关口,都有他在实现志愿、欲望和自我道德要求之间,成为“超人车夫”和行尸走肉之间的反复辩驳与较量,并最终导致了他的行善或行恶。这部小说写出了小人物的一段灵魂堕落史,表面波澜不惊,内里却惊心动魄。在祥子自苦式的个人奋斗之路中,不断要求上进和受到挫折后的自我怀疑,备受压制的欲望和被点燃之后无法控制的泛滥,在欲望中的沉沦和在道德反省中的挣扎,都是具有普泛意义的人性追索。2024年年初,国家话剧院导演方旭将《骆驼祥子》搬上话剧舞台,吸引了大量不同年龄、职业和身份的观剧人群。我想,他们应该是在祥子痛苦纠结的灵魂之旅中也瞥见了自己人生成长中的某些瞬间。

  1946年《四世同堂》初版本 资料图片

  2.文化批判的眼光不仅是极具穿透力的X光射线,更像是一座灯塔

  老舍创作中还有一个很鲜明的特色,那就是立足于人的合理生存的文化批判意识。

  1924年,他到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担任中文讲师。英伦五年的经历,让他深切体察了这里的国情与民情。他借小说《二马》,“比较英国人和中国人的不同处”,同时“更注意他们所代表的民族性”。小说中的老马父子远渡重洋到英国继承老马哥哥的古玩铺子,他们不仅感受到英国人作为现代社会国民的不少优秀素质,更体会到普通英国人对中国人种种妖魔化的误读。老马身上未老先衰、不思进取、庸俗无聊的精神状态固然值得批判,但小说又通过英国房东温都太太的视角,写出了老马讲礼数、重人情的性格特点。故事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英国,正处于一战后的修复期,这个国家的物质基础已经千疮百孔,英国人之前趋于统一的价值和信仰系统同样经受了巨大摧毁而渐近溃散。同时工业革命所产生的一系列现代性后果又逐渐显现,人们被金钱规则和工具理性异化得如同电影《摩登时代》里的人物,加之民族偏狭主义的有色眼镜,种种因素让小说中大部分英国人既显得傲慢狭隘,又空洞无知,处在一种被审视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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