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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致力于东方与西方的“相遇”

来源:光明日报 | 作者:凤媛 | 发布时间: 2024-08-22 22:33:07 | 170 次浏览 | 分享到:

  老舍借助中英两国人物之间的互视,实现了一种双向的文化批判,既看到中国和英国国民性中各自的短板,也能在互相审视中看到彼此的优长。老舍始终没有忘记文化批判的思路,他感到越是在战时的特殊境遇下,传统文化的弊端和优点也会凸显得越加突出。他说:“战争给文化照了‘爱克斯光’。”又说:“一个文化的生存,必赖它有自我的批判,时时矫正自己,充实自己;以老牌号自夸自傲,固执的拒绝更进一步,是自取灭亡。”

  老舍生前居住的小院。资料图片

  最终在美国完成终稿的《四世同堂》,近年来被挖掘并回译出失而复得的最后十余节。这些内容表面上看是钱默吟的“悔过书”,但实际是老舍在后抗战时期对战争和文明、文化的集中反思。他想追问的是:人在什么样的文化中才能够更加合理地生存?这种文化批判的眼光,不仅是极具穿透力的X光射线,更像是一座灯塔,观照出幽深驳杂的世界文化图景和深邃的人道主义精神。

  3.“我们自己也是世界人,我们也是世界的一环”

  老舍是一个地方色彩很强的作家,是京味儿文学的杰出代表。北京之于老舍,既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也是他文学创作依赖的灵感沃土,但这并不意味着老舍只是“北京的老舍”和“中国的老舍”,老舍更是“世界的老舍”。他在二十几岁时走出国门,此后在欧洲国家教学、游历达五年之久,又转道南洋,在那里生活了大半年的时间。1946年,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老舍和曹禺等人赴美国访学,至1950年年初回到北京。这几段异域经验对于老舍而言意义重大。

  在英伦期间,他涉猎了大量欧美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的经典作品,从古希腊的史诗到但丁的《神曲》,从狄更斯到现代派先锋康拉德。30年代老舍在山东齐鲁大学任教期间,开设了“文学概论”“欧洲文艺思潮”等课程,并撰写了《文学概论讲义》的课程讲稿,可以明显看到老舍是基于比较文学视野,对中国传统文学和欧美文学资源进行比照、碰撞和整合,进而希望为创作实践提供理论参照。

  1963年,老舍(后排左三)看《茶馆》排练后与主创人员交谈。资料图片

  由此可见,老舍的知识体系较为完备,既有根底深厚的国学基础,又有放眼看世界所获取的西方文学知识和素养。他在不断认识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复杂性的同时,更迫切意识到“我们自己也是世界人,我们也是世界的一环,我们必须要使美国朋友们能够真正了解我们的老百姓,了解我们的文化”。除了完成《四世同堂》第三部《饥荒》外,他还和翻译家浦爱德合作,将《四世同堂》译成英文,目的就是让美国人民能够了解到当时的中国人不再是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或是烟枪小脚式的“东方奇观”,而是为了民族国家的尊严,牺牲自我、保全国家的抗争者,也是可以杀身成仁、浴血奋战的平民英雄。

  相比较其他现代作家,老舍作品的海外传播和接受程度非常之高,是作品被译介最多的中国现代作家之一。20世纪30年代末,《骆驼祥子》就被日本和美国学者关注,并随即被翻译为日语、英语、瑞典语、法语、捷克语、波兰语、俄语等。据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骆驼祥子》已经被翻译成二十余种语言。20世纪80年代,话剧《茶馆》赴欧洲、日本、加拿大等地巡演,掀起了世界范围的“《茶馆》热”,成为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重要代表。由老舍作品的翻译也衍生出近一个世纪的海外老舍研究热。

  巴黎第七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保尔·巴迪是法国当代老舍作品的重要翻译者和研究者。他的博士论文就是以“小说家老舍”作为研究对象,认为老舍的作品表现出深刻而宽厚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不为外在的理论框架所约束的独立思考能力,在艺术上老舍还表现出以大量细节复现连续性的时代和社会生活场景的特点。巴迪教授的译文和研究,引起了法国当代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勒克莱齐奥的兴趣。勒克莱齐奥认为,老舍是时代的表现者,他对当时北京城充满矛盾和传奇的呈现,让人感受到狄更斯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神韵,在他身上最有力也最真诚地表达了“东方和西方相遇的必要性”。

  值得注意的是,勒克莱齐奥称老舍为“老师”,因为老舍对老北京富有质感、充满细节的回忆,对经历了巨大时代变动的北京城和北京人始终投射的温蔼、悲悯的目光,是最让他动心的地方。透过勒克莱齐奥最擅长的家族叙事,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他将人物置身于时代变革的浪潮之中。这些人物并不局限在某个特定国家或民族,而是往往横跨欧洲、非洲、美洲大陆,由一个家族叙事延展出一幅广阔辽远的世界图景。小说《变革》中的马罗家族经历了近两个世纪的革命与战乱,由几代马罗家族人的眼睛,勾勒出跨越时空的时代动荡与激变,也融通了整个人类社会对战争与殖民、暴乱与离散等相近的情感态度。透过勒克莱齐奥对个体生命在时代裹挟下的现实境遇和精神困境的关切,我们似乎能够照见他所钟爱的作家老舍的面影。

  其实真正的经典作品是不需要被纪念的,譬如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歌德的浮士德、海明威的桑地亚哥、卡夫卡的格里高尔、鲁迅的阿Q、丁玲的莎菲、沈从文的翠翠等,可以跨越时空、国别、民族的界限,融入每个时代不分畛域的人们的情感结构之中,毫无阻碍地成为当下我们施以价值寄托、精神诉求和理想追慕的对象。老舍书写小人物精神困境的创作品格、立足于人道主义和人类情怀的文化批判意识,以及融通东西方文明、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气度,都足以作如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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