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把嘀咕按捺下去。
“就像爬杆一样。”李佳形容精神疾病患者的康复，要是不坚持，患者会逐渐滑入自己的世界，变成常人口中所谓的“怪人”。前面的努力都会白费。所以，当小鹏又显出不想出门的样子，她决定 “忍耐”。
她说，以前不懂，会把焦躁的情绪流露给小鹏看。现在，她多说几句，就自己出门走走，调理好心情，第二天对儿子反省自己，一家几口互相道歉。
等到一家人克服了困难、走出家门，小鹏到画室坐定，面前有两百支供他自由使用的彩笔。他的心也定下来。
他会画出一些绮丽又具体的想象物——针管里有玫红色的粗糙岩壁，或是淡紫的宫殿帷幕，但仍是一组针管。扇子的顶部有一张昆虫的脸，似乎愤怒地看向画外，但仍是一把蒲扇。
小鹏的作品，一组针管
我们和李佳谈话，小鹏把画好的扇子拿来给母亲，简单地解释道：“很古老的感觉。”
小鹏作品，一把蒲扇
机构的创始人郭海平表示，机构从来不给这些画师进行指导。他会提一些建议，但他们可以不接受——这时候，他走过来端详这把蒲扇，说画得不错，商量似的问：“以后试试看只用黑白的？”
小鹏回绝了，说自己最近状态差，注意力难集中：“我是用意志力在坚持。”
重新开始“苦恼”
在这里，小鹏和他的“同事”们有创作的自由，偶尔还可以卖出作品，获得分成。在郭海平的观念里，买家为画买单，意味着认可画得好，而不只是出于对弱者的怜悯。
这些画师的每一幅作品都要入库存档，有编号。南京原生艺术中心甚至不允许艺术家把自己的画作带走，担心随便搁在一边，或者送人了，他们就逐渐把艺术当成打发时间的涂鸦，不再当一回事。
这种模式之下，机构的承接能力十分有限，据郭海平说，迄今为止只有二百余人曾在此长期作画；资金也吃紧，除了卖画挣钱，机构只靠有一搭没一搭的社会捐赠来维持运转。7月，他接受采访时说，“下半年的工资还没有着落”。
不过，他宁可保持这种模式，也不向病人收费。他认为，如果这些人把作画当作一种需要掏钱的治疗，他们可能仍然只把自己当作“病人”，心态容易崩坏。
这些人往往被社会当作一个不完全的人去教导，他们要不反抗，要不接受，进而麻木。
有一位父亲对郭海平说，儿子接触绘画之前，家里的气氛一度很差，让儿子往东，他偏往西，他要儿子洗个脸，需要把毛巾给儿子绞好。
而如果在管理严格的病房待得太久，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杨锃表示，全力追求“控制情绪”，抹除疾病带来的情绪波动，时间久了，人会变得什么情绪都没了。
杨锃解释，想象我们不幸患病，要去住院，摘下了首饰、换上病号服，变成三号病区的第五床，服从医生的安排才能尽早出院，这是一个“剥离”自我的过程。
他在之前的论文里形容加入日本北海道的一家康复机构“浦和贝塞尔之家”的病人：刚离开医院，他们“温顺如羔羊，且沉默寡言，成了一群丧失苦恼能力的人” 。
这个机构最初由四位快出院的精神障碍者和一位医疗社工成立，出发点是病人离开病房，想找回真实生活的感觉，包括重新开始“苦恼”，想来想去，达到这一目标的方法是去工作。
他们在海边注册成立了一家制造与贩卖海带的企业，工作比较散漫，符合精神疾病康复者的抗压能力。它迄今坚持了四十年。
“橡子”的精神世界
这家日本企业由三部分组成，销售海带的“贝塞尔有限责任公司”、同名的社会福利法人组织，和名叫“橡子会”的精神障碍者俱乐部。“橡子会”组织各种会议，参与者分享各自的幻听内容和其他症状，最近的苦恼和快乐。
“橡子”是一个精神障碍患者的自嘲：看起来像栗子，但没有栗子的实用价值，不好吃——就像他们对于社会，不那么“有用”，不好找工作，但对于自己和朋友仍有价值。
一群不爱社交的精神疾病患者待在一起，郭海平的同事李金说，没有那么亲密，但他们也会互相关注、想着互相帮一把。
有一回，南京原生艺术中心的工作人员带着一群画师出门玩，有一个人倔强地捡了一路瓶子，问他，也不肯解释为什么；事后发现他把瓶子给另一个画师，想着对方家庭条件不好，可以拿去卖钱，又怕捡一个给一个，伤害对方的自尊心。
他们也会出现一些小的“竞争”。李金说，有些病人在家吃饭比较挑剔：“在家说了好多遍的道理，他（指病人）也许不接受。但到了康复的场合，看见别人吃饭也简单，画得也好，自然就规范了。”
有一群境况相似的人在身边，李佳鼓动儿子出门，可以对他说：“看看别人，发病得更晚，理论上恢复的难度更大，但看到吗，他们也恢复得很好。”
病人们互相关心，比较生活方式、康复程度，但令人惊叹的是，他们作品的内容和风格，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很多人看到这些画作很完善，会觉得，是不是我们有教学，或者帮他们调整。”李金说，“但这些人（指画师）不会接受外界的干扰。”
在郭海平看来，我们多数人在乎社会的评价，而一些患者更在意内心的感受。从这角度说，这些人更接近某一种精神世界的真相。
这家机构陈列的画作中，有些画与疾病相关。李金给我展示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作品，全都做到严格的对称。疾病令他非常地焦灼，需要在艺术中找回秩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