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更多的作品并不指向“病”，需要画室的职员问作者：“这是什么意思？”作者有阐述的权利。

　　比如，牙牙是一位严重的自闭症患者，发病很早，没有学会过多数人使用的语言。他勤奋作画，每一次，工作人员问他：“这是什么？”他都回答：“窗户、小鸟、马路。”

　　这是他眼中的世界一角，只有他能看见。

　　牙牙作品，窗户、小鸟、马路（一）

　　牙牙作品，窗户、小鸟、马路（二）

　　关于一些精神疾病患者与主流社会之间的壁垒，杨锃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出现幻听的人，耳朵里有个声音唠叨不休，那么再听其他人说话就变得困难。

　　患者的幻听有时是些很糟的声音，比如对他的辱骂，也有一些病例，患者会听到很有趣的内容。杨锃知道一个病人，拿自己的幻听当素材写作小说。

　　“中途宿舍”

　　郭海平说，他开始这项事业的初衷并不是“助残”，而是对正经人的世界感到了厌倦。

　　他反问：只有妄想中的精神病人吹牛，平常的人不吹牛吗？不同的人坐在一起谈事，有各自的立场，有些话可能比一些说话不着调的病人听起来还“假”。

　　上海市黄浦区精神卫生中心医生张英诚解释，根据动力学的发展性观点，一些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特点是“内心整合得不好”，不相容的念头和感受交替出现，“说自己不想活了，但是看表情是笑的”——处于急性发作的人，可能突发这样的状态。

　　如果这个状态得以好转，仍可能存在一些幻觉和妄想。张英诚说，有的病人像活在孩子的世界：病人要是说，自己是一位国王，好像不可理喻，但把他想成四岁的孩子，我们就能理解，他只是想被关注、被人喜欢。

　　他说，不同病例可能有类似的症状，但表象背后，又有不同的动因。比如“思维僵化”，可能由神经的病理性变化直接导致，也可能与社会性因素存在联系，病人知道，自己承受着不认可他的眼光：“他为了保护自己，不得不进入一个思维狭窄的状态，如果打开了思维，外面的东西会进来。他受不了。”

　　有一些病人的家庭关系被疾病搞得很恶劣。对于这个群体，一些西方国家、我国香港及深圳等地，有一些“中途宿舍”(halfway house)可供病情趋于稳定的病人借宿。

　　其中，香港的“中途宿舍”由几家不同社会机构运营，向病人收取一定的费用，靠当地“公援”（类似于内地“低保”）可以负担。

　　病人住在这里，比住病房自由，可以出门打零工、找朋友，重新开始成长。

　　不过，香港的中途宿舍也曾多次遭遇周边居民的不解，乃至公开抵制。

　　香港社会福利署人员曾出面解释，刚出院的病人回到社区，比较容易紧张，如果在宿舍先住一阵，逐渐适应社会，反而不容易病情反复。

　　在南京原生艺术中心，李金对我说，一些画师会情绪不稳，但那是有坡度的，“不是突然翻脸”。她说起一个画师，同事先看到他“昏昏沉沉，说话颠三倒四”，他们检查他的状态，他脸上现出紧张的神色。

　　她尽量轻柔地呼唤他：“你在画室，是安全的。我是小李老师。”过了一个小时左右，这个波浪也就远去。

　　能否包容与多数人不一样的个体，找到共存的方式，考验社会的包容度。

　　张英诚说，如果一个人有精神疾病，我们就歧视他，打上污名化的标签，那么，我们也是“思维僵化”，和自己所反感的，没有多大不同。

　　(小鹏、牙牙、何新、李佳为化名。实习生欧阳思帆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