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研究激光，杜祥琬重新学习了大量相关专业知识，同时倡导学术民主，组织了很多场“鸣放会”。

　　在杜祥琬看来，科学就是要在这种民主开放的状态下才能发展，因为一个人的能力、知识毕竟有限。

　　1991年4月，激光专家组换届，杜祥琬担任第二届专家组首席科学家。第二届专家组成立后，作了第二次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修正了第一次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的一些方向，同时把目标进一步具体化，技术路线更细。

　　在专家组的领导下，我国走出了一条适合国情的技术路线，开创了我国发展新型激光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按照最早的规划，“863”计划持续到2000年。在2001年总结汇报时，一位组外的专家听完激光专家组的汇报后评价：“15年产出这么多成果，你们是一个‘联合舰队’。”

　　60岁是可以从头开始的

　　成为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是杜祥琬自言“没有想过要走的一段路”。

　　“我的想法不一定对，但当时就觉得，念了这么多书，应该干点具体的活。”杜祥琬告诉记者，1975年他曾婉拒担任九院北京第九研究所副所长，1987年找王淦昌“说情”，让领导收回起草好的中物院副院长任命（后于1993年担任副院长），“我希望尽量延长在基层做学术研究的时间。”

　　2002年，在事先不知情的情况下，杜祥琬被推荐为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候选人，并顺利当选，分管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同时担任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主任。

　　如何当这个副院长？杜祥琬其实没经验。他原来负责的是具体的研究工作。除了增选院士，中国工程院就是负责给国家做工程科技项目咨询，和过去做具体研究不一样。

　　当时恰巧刚刚卸任中物院副院长，杜祥琬便将更多精力投入中国工程院的工作。他发现，诚如时任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所言，中国工程院的工作“有弹性”，但正因为“有弹性”，所以要用劲发力的话，可以没完没了地工作。

　　杜祥琬自谦对核能知识“多少了解一点”，但要从宏观上开展能源战略咨询，“必须得学习，而且学习量得特别大”。

　　能源战略咨询也成了杜祥琬学术生涯的第三个方向。

　　在担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期间，围绕中国要不要加入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科技界有两种不同意见。最后国家主管领导要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提供咨询意见。

　　杜祥琬被委以重任，牵头起草初稿。他组织持有不同意见的院士们，开了一次会，就把问题解决了。

　　“其实大家都支持加入ITER，焦点在于这项工作会不会影响现有的科研项目经费安排。”杜祥琬从中总结出心得，“解决问题就是要抓住大家共同关心的内容，排除大家意见不一致的地方。”

　　2010年，杜祥琬卸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72岁的他本打算就此隐退，却被时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解振华推荐，担任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主任。

　　王淦昌曾在年过90岁时送给杜祥琬一句话：“60岁的人是可以从头开始的！”杜祥琬回忆：“我一开始理解，他就是鼓励我，可后来一想，他60岁以后真干了不少大事。”

　　如今，步入耄耋之年，杜祥琬对这句话有了切身感受。他保持着学者的风度，花白的头发梳得一丝不乱，依旧忙碌、依旧“跨界”。他是论坛上的专家，是孩子们喜欢的杜爷爷，是记者们尊重的采访对象——经历丰富、才思敏捷、和蔼可亲、有问必答。

　　穿越60年风雨，他在《写在科学边上》一书中剖析了“跨界”背后的心路历程：“有幸为祖国的富强和老百姓扬眉吐气做一点实际的工作，是最大的精神享受，是任何物质享受难以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