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予是我认识的第一位作家，连同他的夫人后来都成了我们全家的亲人。家中遇到了难事，母亲的第一反应是：去将你林予老师请来，我要与他商议！这就是特殊年代一个作家和一个光字片家庭的关系。

我不但有几篇文章谈到了他，《父父子子》中有一位北大荒作家，我直接用了林予的名字。书中的情节是虚构的，但我想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我们家庭的一位好朋友在我的作品中存在。而读者看到这样一位作家，会不会也觉得很温暖？

有的时候，文学也是我表达感激的一种方式。我写过一篇散文，题目就是《感激》，回忆邻居们对我家这样那样的帮助。我把他们真实的名字都写了下来，由此也感恩生活，在那种困难的时期，有那么多好人出现在我的家庭和我周围，这是一种幸运。

周末周刊：也因此，您被文学界视为“平民的代言人”，您如何看待这个标签？

梁晓声：所有的标签，只不过是标签而已。

我有过最可笑的一个标签。有一本书出版的时候，腰封上印过“中国当代最文明的作家”的标签。有一次，我参加一个会议，前辈作家陈荒煤把我叫到旁边和我说：请教一下，什么叫最文明的作家？你书上印的这个话，我没听说过。那是老前辈在轻轻地敲打我。所以你就把这个标签当成一个标签，你不在意它，不去谈它，慢慢地这个标签就淡化了。

但是，我的目光确实更多地看平民、看普通劳动者，对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更敏感。有的作家对于丑恶极为敏感，不能忍受，会揭露、鞭笞丑陋。而我也关注真善美之存在，哪怕点点滴滴像萤火虫闪了一下，就立刻知道真善美在哪里。我的创作也要像蜜蜂一样去捕捉这些。

周末周刊：正如复旦大学郜元宝教授评论所说：“梁晓声对艰难人生的礼赞，实际上是对生活真善美的礼赞，因为我们在他有着艰难人生的人物身上，看不到私欲和卑污的灵魂。”于艰难之中酿造真善美，文字始终带有温度，是您写作的一个信仰？

梁晓声：是这样的。温暖社会，软化人心，是文学有史以来的存在本能。古今中外，好的文学大抵具有这种品质。当然，文学是多种多样的，好的文学各不相同。《阿Q正传》《死魂灵》没有温度，但都是经典。我青年时受西方启蒙文学影响甚深，它们大抵具有温度和对社会、对他人的关切，我的文学营养如此，所以后来形成的理念如此：客观的人世间一向善恶并存。

世界改变了很多，文学也是。但有些东西一直未变，不论对文学还是对世界。并且，所幸未变。底层人间的一个真相就是——因其为底层，所以更怕人心之冷。人们需要抱团取暖，否则生活更加艰难。乡里乡亲、远亲不如近邻、发小关系，都是温度的概括。就像《感激》一文表述了我与底层关系密切，我是感受着那种温度成长的。《人世间》写的就是普通人的真善美，在悲欢聚散中看见生活的真谛。

文学作品之所以高于生活，不是把生活粉饰之后高于生活，而是把人性的真善美所能达到的高度呈现出来，文学高于生活最终是高在这里。只是这样的作品需要作家用眼、用心去关注。

周末周刊：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修晓林回忆说，20世纪80年代的一天，他看到您书桌旁有成捆成包您刚出版的小说集。他说：“你还不拆包？赶快签字送人呐。时间长了就不是新书了。”而您这样回答：“面对雨果、霍桑、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著作，我觉得自己是小矮子，我总觉得自己的集子怎么好意思往书架上放？”到今天，您的“怎么好意思”有没有被自己的文字渐渐稀释？

梁晓声：修晓林是一位很好的编辑，前一阵子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时，我想写一篇纪念他的文章，但事情一忙，没能沉静下来，不知道怎么表达，也不知道上哪儿去表达。就在这里表达一下我对他的纪念。

至于那个“怎么好意思”，我这几十年的写作，就是我在努力让它变得稀薄一点。但就像我曾经说过的那样，不要想象自己是一个人物，不要想象自己的作品有多么了不得，我们可以把文学看成一条动态的河流，你就是在一个时期内河流中的一朵浪花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