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数字圆明园’中还建构了一个时空单元的概念，比如圆明园里面某一个景区、某一个建筑遗址，不仅展示了它历史中辉煌的状态，还包含了今天遗址的状态，这是我们希望大家见证到的时空的变化。而且，圆明园是160多年前的重要景区，但圆明园从兴建到焚毁也花了153年，所以我们不仅记录了毁坏后的遗址，在辉煌实景里面也分有不同时代的场景，比如雍正时期、道光时期等。通过时空单元的变化，可以辅助建筑史学者更好地了解清代中国建筑的技法和园林营建的变化。数字技术的使用也可以更好地辅助科研研究。”贺艳介绍说。

据悉，“数字圆明园”在2016年通过科技部验收，并受到了很高的评价，被认为相关技术可以给更多古遗址、古墓葬的保护和阐释提供帮助。贺艳表示，目前相关技术也确实应用到了陕西兵马俑、新疆库车的古墓群保护当中。

科技助力对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

提到新疆库车，贺艳表示，文化遗产保护的很多工作都是系统性的，不是一个个单一的项目，像北京中轴线的相关保护工作，团队不只是做钟鼓楼展览，还完成了整个北京中轴线整体的展示阐释规划（包括标识标牌全线性的展示体系），而新疆库车位于古龟兹文化的富集区，需要实现的是更长期地对整个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和阐释。

“2005年，我第一次到库车，参与他们为整个城市制订发展规划的工作。其中，非常重要的篇章就是要对它的文化遗产进行系统性保护。在城市建设发展过程中，可能会给文化遗产保护带来一些压力，但同时也是挑战和机会。”贺艳说。

据她介绍，2005年，库车启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研究；2008年，《库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申报材料》编制完成；2012年，被库车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随后，按照库车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开展了一系列的实施工作，包括深入社区和老百姓沟通，了解他们对住房和生活条件改善的需求，也结合本地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比如2007年在地下商业街施工的过程中发现了古墓群——库车友谊路墓群。库车友谊路墓群是当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并在2013年入选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库车友谊路墓群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上面所用的纹饰和符号（墓葬造币上有清晰的斗拱形式），乃至整个墓葬的形制，与敦煌河西地区是一模一样的，见证了它与西域各城郭乃至中原地区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墓葬位于城市主干道马路正下方，当地政府非常有远见，发现墓葬后便实施了就地保护，后来在城市主干道旁边建起了龟兹魏晋古墓遗址博物馆。”贺艳表示，“整个博物馆的设计和古墓群布展的设计都是我们团队完成的，用下沉式、虚空的方式引入地下，妥善地处理了博物馆整个建筑空间和城市道路的关系，并使用全息技术用透明的展示方式，让大家在古墓群现场身临其境看到消失掉的文化传统。”

据悉，龟兹魏晋古墓遗址博物馆项目荣获了全球建筑设计领域的重要奖项——2024年缪斯设计金奖，还获得了全国考古遗址展示优秀案例奖。2024年7月15日开放后，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好评，包括蒙曼、俞敏洪等专家名人都给予了展馆非常高的评价。

贺艳认为，这个项目体现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合力——国家给了展示和保护的经费、地方政府盖起了博物馆，也体现了考古工作人员和展示阐释人员的合力——考古发掘团队将考古的内容价值提供给设计团队，设计团队按照要求完成了基本叙事，充分体现了文化和科技的结合。

在新疆库车，贺艳团队还将数字媒体技术，充分地运用到当地的新疆传统建筑古民居的保护展示中。该项目是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品牌项目“拯救老屋行动”的组成部分。贺艳团队请来了故宫的专家，为新疆维吾尔族的工匠远程上课，让他们了解文物保护的基本知识；并采用开放的方式，在围栏上放上项目的介绍、宗旨，吸引游客到现场，让他们跟着研究人员一起用数字媒体记录的方式，对古民居的修缮过程进行传播。贺艳团队的努力，引发了当地群众的踊跃参与，甚至吸引到年轻人主动加入工匠团队中来。

“老建筑、古民居承载了非常多历史、文化的见证，所以老百姓参与修缮时非常自豪，很多大家忽略掉的历史上的真实故事也在这一过程中，被大家发掘出来。”贺艳说。

数字技术提升文化遗产保护展示的公众体验感

“很多文物知识非常专业，对老百姓来讲隔得很远。我们最早从事这份工作时习惯于把我们所知道的都讲给公众听，但后来发现这其实是不对的。”贺艳指出，“向公众阐释文物相关知识的最关键的点是先做‘减法’，要把信息进行分层。第一层是观众最关注的基本信息，第二层是进一步探索，第三层可能已经深入到需要观众买书回家自己看。为此，我们一遍遍地调整，力求让展示的内容更加直白。”

贺艳表示，钟鼓楼展览，乃至龟兹魏晋古墓遗址博物馆的成功，除了数字技术令人惊喜，文本能让大家读得懂，也是很重要的因素。所以，“翻译”是非常重要的，不但要在文化从业人员和科技技术人员之间做好“翻译”，让文化与科技更好地结合，也要在专业人员和公众之间做好“翻译”，满足大众传播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