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年间高温铜红釉瓷得以复烧，甚至烧出郎窑红、豇豆红等名品。郎窑红釉色鲜红浓艳，极其绚丽。豇豆红仅见康熙一朝，是一种浓淡相间的浅红色釉，素雅清淡，红釉中带有绿色苔点，仿佛红豇豆的颜色，红色和绿色斑点相映成趣，颇有“绿如春水初生日，红似朝霞欲上时”的美感，还可呈现“大红袍”“美人醉”“娃娃脸”“桃花泛”等不同釉色效果。

第二种铁红釉，由明代景德镇御窑厂创制。明代嘉靖年间因宣德祭红釉烧成难度大，以矾红替代铜红，矾红或珊瑚红是以铁为着色剂的釉上低温红彩，釉色光亮滋润虽不及高温铜红釉，且矾红彩釉面极易剥落，但烧成易于控制，成品率极高。

第三种是清代景德镇御窑厂烧制的金红釉，以黄金为着色剂，低温烧成，主要是胭脂红、胭脂水釉，因宛若女性化妆用的胭脂色而得名，偏粉红色，粉嫩莹润，也算是清代景德镇红釉中的一抹亮色。胭脂红釉的娇媚，珊瑚红釉的喜庆，融入百姓生活的岁时节庆，成为“中国红”民俗美学的代表。

深沉如漆

黑釉瓷的发展贯穿中国陶瓷史，但与青瓷、白瓷相比逊色不少。它的主要呈色剂是氧化铁，也以少量或微量锰、钴、铜、铬等氧化物为着色剂。黑釉瓷指的是纯黑釉色，新石器时代的仰韶彩陶、龙山文化时期的黑陶、宋金时期盛行的白地黑花磁州窑，都隐约可见黑釉陶瓷的影子，但都不能称之为黑釉瓷。

黑釉的诞生可追溯至东汉，东晋德清窑以“色黑如漆”的釉面媲美漆器。东晋到南朝初期，浙江德清窑掌握了成熟的黑釉烧制工艺，以含铁量6%～8%的紫金土配釉烧制黑瓷，瓷胎呈红、紫或褐色，釉层厚实滋润，釉面光亮，色黑如漆。

唐代黑釉瓷主要分布在安徽、河南、陕西、山西等地。产于河南鲁山段店、黄道窑、苌庄窑，山西浑源，陕西耀州窑的唐花瓷，有的即是在黑釉底上施以蓝白斑釉，增加釉面泼辣生动的装饰感。

宋代定窑、耀州窑、吉州窑和建窑都烧制黑釉瓷，与宋代茶文化相得益彰，备受茶客青睐，风行一时，造就了黑釉瓷在历史上的高光时刻。建窑黑釉盏因斗茶之风盛行，其“兔毫”“油滴”“曜变”纹样被视为茶道美学的巅峰。蔡襄《茶录》称“茶色白，宜黑盏”，宋徽宗更在《大观茶论》中钦点建盏为御用茶器。吉州窑的木叶纹盏则以天然树叶烧入黑釉，禅意盎然，成为“朴素即美”的绝佳注解。

到了金元时期，河北、河南、山西窑场大量烧制黑釉，黑釉瓷成为当地百姓日常用瓷器。

当代出产黑釉的主要是福建建阳以及山西部分产区，其他产区已经极少烧制黑釉。

皇家气象

黄釉瓷分为高温黄釉和低温黄釉。唐代河北定窑，河南黄道窑、苌庄窑、新密西关窑，陕西铜官窑，山西浑源窑，湖南长沙窑，安徽寿州窑黄釉瓷器，辽朝内蒙古赤峰窑等都属高温黄釉瓷。河南、河北黄釉瓷多呈黄褐色，寿州窑釉下施有白色化妆土，黄釉偏黄绿色，有蜡黄、鳝鱼黄等釉色，很大程度上，此类黄釉应属于“青瓷釉”系列，并非纯正黄色。

低温黄釉瓷源起于明初景德镇御器厂，白胎，以浇釉法内外施釉，低温氧化火烧成，釉面肥润，通体无纹，色彩娇艳，称之为“浇黄”或“娇黄”，是纯正的黄色。明弘治朝黄釉器釉面光亮，色调均匀纯正，釉面平整无痕，色泽滋润娇嫩，莹澈若一泓清水，又如鸡油，冠绝明清两代。明晚期黄釉瓷一度停烧。

清顺治时期黄釉瓷复烧，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黄秞瓷主要以仿宣德、弘治黄釉瓷为主，也新烧出鹅黄、麦芽黄、蜜蜡黄、鸡油黄、蛋黄、粉黄、柠檬黄等不同色泽釉色，并附以刻花技法，烧制黄地绘青花，黄地加五彩，黄地粉彩，黄地珐琅彩，黄地刻花、印花，黄地添绿彩、红彩、紫彩等彩绘黄釉瓷。

明代对景德镇御窑厂黄釉瓷器实行禁令，严禁民间生产和使用。清代对黄釉瓷使用实行严格等级规范：皇帝、皇太后、皇后可配享黄釉瓷；皇贵妃、贵妃、嫔、贵人、常在只能分别使用里白外黄瓷、黄地绿龙瓷、蓝地黄龙瓷、绿地紫龙瓷、绿地红龙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明清黄釉瓷器11万余件，以帝后生活日用器皿为主。

从商周的朴拙青釉，到明清的华彩斑斓，瓷器中的“中国色”是一部用火焰书写的文明史诗。丰富多彩的瓷色既是自然色彩，更是人文色彩，它们不仅代表着技术的突破与审美的积淀，更体现出潜隐于中国人内心的美学信仰。

从古代中国瓷器所见的中华五色，一方面展现了古代窑工的高超技艺和独特美学追求，另一方面也真切彰显了中华民族丰富多样的精神向往。古代中国陶瓷匠师以青、白、红、黑、黄传统色彩为底色，冶炼出五彩缤纷的中国瓷器世界，孵育成为珍贵独特的文化遗产，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里，流光溢彩，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