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文化产业：电影行业近年来有哪些前沿研究成果和思潮值得关注？

杨蕊：目前正围绕“AI的破界与共生”展开。AI在当下电影工业的参与度与日俱增，几乎从环绕了一部电影从构思到上映以及后期文艺评论的全流程。这不仅是技术工具的升级，更是一场从创作思维到产业生态的深刻变革。

AI的“破界”体现在它对影视生产全链条的渗透与重塑。在剧本创作上，AI已经从早期只能生成逻辑松散的碎片式文本，发展到通过多智能体系统覆盖长剧本的生成、评估与打磨。

与此同时，我们面临着创作同质化的风险。AI的本质是模式识别与重组，过度依赖可能导致叙事和视觉风格的套路化，创作出的作品也可能缺乏源于人类独特生命体验的灵魂与情感。但灵魂与情感正是我们必须坚守的边界，因为技术的目标是赋能，而非取代。

我们追求的，是在人机的创造性合作中，在传统与前沿的碰撞中，找到一条新路。这对于电影产业和电影教育而言，既是重大机遇，也是严峻挑战。中国电影能否在保持文化主体性的同时参与全球对话，关键就在于我们能否将这种“破界共生”的智慧，转化为真正扎实的创作实践。

新华网文化产业：技术革新是电影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之一，技术进步对电影艺术表达、产业形态乃至观众审美习惯，会带来哪些影响？

杨蕊：电影本身就是技术进步的产物，诉诸于视知觉革命。所以每一次技术进步都会产生强烈的链条反应。在教学和研究中，我们既要拥抱新技术，又要保持对内容核心的定力。

首先是拥抱新技术，我们会将虚拟制片、AI辅助创作等前沿工具纳入必修课。不再是孤立的技术软件教学，而是围绕“如何用新技术讲好故事”这一核心，我们让学生明白，这些技术是更强大的“笔和纸”；其次，保持内容定力，我们引导学生思考：当AI能生成无数情节时，什么才是你独一无二、必须表达的思想？总的来说，技术是让电影永葆青春的活水，而人文精神是其不变的河床。当下电影教育的使命，就是引导下一代电影人在技术洪流中，既能驾驭浪潮，又能坚守方向，最终创作出震撼感官且触达人心的优秀作品。

金鸡百花为“好电影”树立相对立体的标准

新华网文化产业：日前，2025金鸡百花电影节正在进行中，您认为当下的金鸡百花奖在中国电影生态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杨蕊：金鸡奖和百花奖通过“专家视角”与“大众选择”的互补，为“好电影”树立了一个相对立体的标准，在中国电影生态中，始终在专业引领与大众共鸣之间发挥着双轨引擎的作用。

金鸡奖由权威电影专业人士评选，秉承“学术、民主、争鸣”的精神，核心是树立专业的艺术标杆，而百花奖的所有奖项均由观众投票产生，最大程度上反映了市场的喜好以及大众的共鸣点。两者互为补充，共同为中国电影人指出“既叫好又叫座”的奋斗目标。

金鸡百花奖始终倡导尊重电影本身的创作规律，坚持正确的创作方向。它们鼓励电影人关注现实、深耕内容，而不是盲目追逐市场热点。同时，它们也积极适应技术变革，调整评奖机制，对电影幕后的细分工种给予更多关注和肯定。

自2019年落户厦门后，金鸡百花电影节产生了非常好的品牌效应和平台效应。它吸引了大量人才、项目和资金聚集，通过影展、论坛和推介会等系列活动，为电影项目提供孵化与展示平台，并致力于为本土故事走向国际、海外IP进入中国市场搭建桥梁。

新华网文化产业：从今年获得金鸡提名的作品和角色中，能看到哪些趋势？

杨蕊：观察今年金鸡奖评委会的提名名单，能感受到中国电影正在经历一场静水深流的变革。这种变化是全局性的，从创作理念到产业格局都在进行着深刻调整。

首先是创作视野的“向内转”与“微观化”，名单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小小的我》《我和我母亲的疼痛》这类聚焦个体内在世界的作品与《志愿军：存亡之战》这样的史诗巨制同台竞技。这强烈预示着，中国电影正在拥抱一种“微观史诗”，创作焦点从宏大的历史叙事，转向对个体精神世界、家庭伦理伤痕、私人记忆的深度挖掘。这并非放弃宏大叙事，而是通过最微小的切口，去抵达最普遍的情感真实。

其次是传统文化资源的的现代化与类型化。《长安的荔枝》与《唐探1900》的并列，揭示了中国电影在处理传统文化资源时的新思路，不再满足于对历史典故或文学经典的忠实再现，而是将其作为“故事原型”和“创意核心”，与强类型框架进行大胆嫁接。无论是将“一骑红尘”的典故转化为悬念迭起的古装职场剧，还是在清末背景下展开东方推理，其核心都是用全球观众熟悉的类型语法，重新激活中国独有的文化基因。

最后，现实主义正在沉入更具体的地理与心理坐标。在中小成本单元，《怒江》《我和我母亲的疼痛》等片名直接指向了某种沉重而具体的地域与情感。创作者不再满足于描绘一个泛化的“中国社会”，而是深入西南边地、家庭内部，去触碰那些难以言说的“疼痛”。这种创作倾向强调身体的在场和情感的颗粒度，试图在与具体土地的碰撞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生命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