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也恰逢世界电影诞生130周年。

120年来，中国电影在技术迭代中坚守文化根脉，在产业变革中锚定自主方向，在国际对话中传递东方美学，光影流转间，始终交织着“自立自强”的精神内核与“讲好中国故事”的创作初心。

在2025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之际，新华网文化产业中心专访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电影剧作教研室主任杨蕊，回溯中国电影120年的“变”与“不变”，探讨AI时代电影创作的新思潮、电影教育的新转向。

百廿光影，自立自强精神内核始终未变

新华网文化产业：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来，其核心精神内核与共通表达是什么？120年来有哪些“变”与“不变”？

杨蕊：中国电影120年的核心精神内核是“自立自强”。这种精神从诞生之初就带着文化自觉，1905年《定军山》开启用现代媒介讲述中国故事的尝试，不只是技术层面的探索，更象征着古老文明主动拥抱新载体的文化觉醒。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左翼电影人创作的《狂流》《渔光曲》《马路天使》《神女》等作品，在好莱坞电影占据主流市场的环境下，这些扎根中国现实、聚焦底层苦难的表达，用本土故事赢回观众，为国产片争得生存空间，这是“自立自强”最早的产业实践。

新世纪以来，《英雄》以东方美学打开海外市场，《流浪地球》用硬核科幻传递中国集体观，《哪吒之魔童降世》以“我命由我不由天”彰显创作自信，更标志着中国电影从“跟随学习”到“原创引领”的心态转变。

120年来的“变”清晰可见，技术上，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从胶片到数字，每一次革新都拓展着电影的表达边界；题材上，从民族救亡的宏大叙事，延伸到个体命运、日常情感、小众群体的细腻描摹，覆盖维度越来越广；类型上，从早期戏曲片、故事片，发展出科幻、悬疑、动画等多元品类，工业体系日趋完善。

然而“不变”的是贯穿始终的自立自强精神：一是文化自主性始终是创作的底线，坚持用本土视角讲述中国故事；二是对产业主导权的坚守，致力于构建和完善属于自己的工业体系；三是对美学独立性的不懈追求，立足于我们深厚的传统文化，不断将古典美学转化为独特的电影语言。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在教学中经常对学生说，技术和方法可以学习，但文化的根必须自立。我会要求他们在创作时，必须回答一个根本问题：你的故事，为什么必须发生在中国这片土地上？

古老又年轻，中国电影自有独特表达

文化产业中心：今年也是世界电影诞生130周年，在世界电影的坐标系中，中国电影目前的“独特性”体现在哪里？中国电影如何更好地与国际对话？

杨蕊：中国电影在世界影坛的位置很特别，既是“古老”的——几乎与世界电影同步诞生，拥有百年积淀；又是“年轻”的——产业现代化转型不过二十年，仍在快速生长。这种时空交错的特质，让中国电影兼具传统底蕴与创新活力，形成了独有的表达优势。

具体来看，这种“独特性”首先体现在双重叙事能力上，既能娴熟运用全球通行的类型语法，又能融入中国文化思维。比如《疯狂的石头》把黑色喜剧嫁接到中国市井生活中；《流浪地球》把好莱坞式的科幻灾难框架，成功转化为体现了中国人集体主义与家园情怀的叙事。这不仅仅是模仿，更是文化内核和类型叙事骨架的完美对接，我们能用类型片的外壳吸引观众，讲他们能共情的中国故事。

更重要的是，中国电影正在构建基于自身美学的叙事语言。有些作品已不再完全遵循西方的经典剧作法则，而是尝试从古典文化中寻找灵感。从《小城之春》到《刺客聂隐娘》，我们能看到传统文人画般的静穆意境在现代电影里的展现。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把诗歌的情绪流动作为叙事主线。它们传达的是自《诗经》《楚辞》以来，深植于我们文化血脉中的抒情传统。

中国电影的另一独特之处，在于对诗意现实主义的执着追求。中国优秀电影常常游走于现实关怀与诗意表达之间，许多优秀作品在具体的现实关怀与写意的美感表达之间找到了平衡，善用中国文化中“情景交融”的美学传统。

独特的乡土情感结构也是中国电影另一个鲜明的文化标签。比如，电影《落叶归根》通过农民工老赵千里背尸还乡的荒诞旅程，深刻触及了中国人文化基因中“落叶归根”的执念。

基于这些独特性，中国电影与国际对话的方式也需要相应调整。

首先，从“讲故事”到“讲思维”。过去我们总想着如何把中国故事讲给世界听，但更根本的可能是分享中国人理解和组织世界的方式。其次，构建自主的评价体系。当中国电影用《诗经》的“赋比兴”来解读叙事节奏，用国画的“留白”来分析镜头语言时，我们实际上是在建立一套与西方电影理论对话而非依附的话语体系。最后，探索文化“混血”的创新路径。《罗曼蒂克消亡史》将上海滩的江湖恩怨拍出了黑帮片的外形，内里却是《史记·游侠列传》的精神气质，这种成功的文化“混血”，或许是中国电影与国际对话的更有效方式。

技术浪潮之下，电影创作的破界共生与人文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