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得住：“黄金搭档”的形成

5年过去了，刘松不仅留在了永安村，还将乡村运营规模发展壮大。而在一些地区，有的乡村CEO仅在村里待了一年，就因难以融入村庄而成为匆匆过客，有的则因无法按期收到许诺的十几万元年薪，而让尚未见效的实践草草收场。“财政经费吃紧，当初雇的4位乡村CEO，已经走了3位。”某省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在不少地方，乡村CEO像一个被迅速贴上又撕下的标签：人来了，牌子挂了，合同签了，却很快陷入“干不动、待不住、留不久”的循环。

为何同样是乡村CEO，境遇却大相径庭？

在刘松看来，个人能力固然重要，但处理好与村支书、村两委及村民的关系，是才能得以施展的前提，“如果合作关系本身就不顺，再好的想法也很难落地”。

柯世明也认为，不少乡村CEO“不是能力不够，而是没有舞台”。“不给身份、不敢放权、又被村里要求取得立竿见影的成效，这样的合作关系，很难走得远”。在他看来，乡村CEO对村庄的嵌入，最先遇到的不是项目问题，而是信任问题；不是资金问题，而是权责边界问题。

他回忆，起初在蒙花布村开展乡村运营项目时，他很难获得村民的理解和支持。“不少老百姓觉得，一个非亲非故的外地人，待在村里折腾新业态，肯定别有所图。”直到后来，他受聘于区里，成为“持证上岗”的乡村CEO，大家的疑虑才逐步消散。

而在永安村，刘松与张水宝常被视作“黄金搭档”。他们认为这种融洽的合作关系，并非自然形成，而是在实践中被不断校准、逐步磨合出来的。

刘松受聘前，张水宝“三顾茅庐”找他谈了三次，并将村庄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和盘托出。“我们只有稻田，没有现成的旅游资源，跟那些有底子的村庄确实没法比。但我向刘松承诺，只要他能来，我们全村上下一定支持他的工作。”

第三次交流过了几天，刘松主动打来电话，表示愿意同永安村合作。除了被村支书的真情实意打动外，“我和张书记都相信，永安村能够成为杭州西部众多科技型企业的后花园”。这份志趣相投，让刘松格外珍惜。

在具体工作中，永安村两委从制度层面厘清了一条清晰的底线：治理与经营必须分离。行政事务由村两委负责，涉及市场化经营的事务，交由刘松及其运营团队执行，而关系村集体资产安全和发展方向的重大事项，则通过规范程序，由村两委提议，交由村民代表大会集体决策。

“村两委的责任是服务、保障和协调，而不是指挥。”张水宝说，“否则，一边让乡村CEO干事，一边又事事干预，迟早要出问题。”

刘松对自己的角色定位也同样清晰，“乡村职业经理人既不是‘领导’，也不是‘老板’，而是在经营权的委托关系中提供专业支持，真正的‘主人翁’是全体村民。”

这种清晰分工，在不少地方恰恰是稀缺品。一些村庄既希望借助外来专业力量，又难以放下“家长式管理”的惯性，结果往往是乡村CEO承担了风险，却没有相应的决策空间，最终只能黯然离场。

而永安村的放权并不等于放任。相反，村里通过一套相对完整的决策闭环机制，在支持乡村CEO开展工作的同时，也为村集体经济筑起风险防线。

2023年，永安村开发了一款米酒产品，如今，已成为直播电商的爆款，销量超过10万单，营业额突破500万元。

这款产品的开发，正是永安村科学决策机制的典型缩影。乡村CEO团队先拟定项目方案、提交可行性与市场分析报告，村两委进行初步讨论后，再邀请浙江大学专家和本村企业家共同评估。流程通过后，提交村民代表大会表决，表决通过后，再授权运营团队具体执行。

“这一决策机制，既是保护刘松，也是保护村集体经济。”张水宝认为，有了集体决策作为背书，一方面，运营团队获得了清晰授权，避免反复请示、掣肘执行；另一方面，也防止因个人判断失误给集体资产带来系统性风险，“钱才能由村里放心投，事也才能让专业的人放手去做”。

浙江省乡村建设促进会会长蒋文龙长期深耕乡村品牌建设与运营领域，且深度参与永安村乡村运营实践。在对比多地探索经验后，他形成了一个判断：乡村CEO要在村里“待得住”，决定性因素并非个人能力，而是需要嵌入一套稳定、互信的合作关系。

他注意到，在一些地方，乡村CEO被当作“能写材料、会跑项目的助理”，甚至被要求承担大量填表、迎检、接待等事务性工作，“这是本末倒置”。他认为，“黄金搭档”的形成需要建立在以信任为基础的制度性合作关系之上，并以角色清晰为前提、以相互成就为目标。

留得久：从薪资吸引到生态支撑

在多地的乡村运营实践中，有一项共识正逐渐形成：留住人，靠的不只是政府开出的十几万元年薪，而是一整套能够支撑乡村CEO干事创业的生态与氛围。

多位受访对象表示，由政府出面、以每年十余万元薪资吸引乡村CEO进村，更像是一种探索阶段的“起步解法”，但若长期依赖财政投入，乡村运营难以形成内生动力。真正能让这项事业“跑起来”的，还是村庄自身是否愿意从村集体经济收入中拿出真金白银，主动外聘专业人才，并将其视为一项长期投入的事业。

“而且，不能将乡村运营单纯理解为‘给一个村请个能人’，指望他一个人在村里待几年能改变一个村的命运。”在蒋文龙看来，“要把对乡村运营有想法、有热情的年轻人聚在一起，才能为这项事业营造创业氛围，让创新持续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