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青年下乡”与“乡村运营可持续”是问题的两面，“片区组团”可以成为破解之道。

他解释说，单个行政村体量有限，无论是产业规模、劳动力供给，还是服务和接待能力，都很难支撑持续运营。“一开始或许还能靠一个点做爆款，村子一旦火了，问题很快就会暴露。”他举例说，游客多了“住不下、吃不好，甚至连早饭都解决不了”。

基于此，永安村没有选择“单村突进”，而是联合周边七个村的强村公司，成立股份制的强团公司。八村共用“禹上稻乡”品牌，通过整合区域资源，推动片区协同发展。

由余杭区政府承担基础薪资，强团公司搭建起专业化的运营团队，共计聘请5位乡村职业经理人、2位乡村造梦师和5位造梦师助理，年薪分别为18万元、15万元和12万元，由刘松担任总经理。

在这支团队中，有人精通品牌运营，有人擅长直播电商，有人拥有丰富的文旅项目经验，也有人在建筑设计、视觉传达设计等领域各有所长。不同背景的青年人才在片区组团式运营中分工协作、能力互补，使乡村运营不再是“单打独斗”模式，而是成为既能安放年轻人的情怀与理想，又能让他们施展各自才干的广阔平台。

“禹上稻乡”片区的探索正与制度层面的引导同向而行。“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乡村运营“浙十条”中也明确，“在省级重点村组团片区率先开展整体运营”。

为乡村CEO营造支持性生态，其他地域也在积极探索。

在云南省景洪市，针对乡村“资源沉睡、业态单一、运营薄弱”等痛点，当地构建起“党组织+高校+企业+乡村CEO”的多元协同机制，着力打造更具支撑力的乡村运营氛围。

在中国农业大学李小云团队的支持下，景洪市勐罕镇组建的乡村CEO团队，吸纳高校专才、返乡青年、本土能人，形成专业化运营矩阵，探索“党建引领+教授指导+CEO操盘+村民参与”的运行模式。通过“一带一”机制，团队围绕民宿改造、品牌塑造等开展系统培训，推动曼空岱、曼峦站、曼空迈三个自然村组成的“三曼”片区打造乡村旅游综合体。

如今，传统傣寨逐步变身“网红打卡地”，片区内已培育乡村公寓、特色咖啡馆等8类新业态，2025年累计接待游客4.6万人次，带动村集体增收8.8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8万元，多方共赢的格局初步显现。

2024年，“乡村职业经理人”被正式纳入人社部发布的新职业目录，其职业身份得到明确界定。围绕这一新职业，多地陆续推出培训项目，着力推进人才系统化培养和队伍壮大。

2024年4月，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率先启动“浙江千名乡村CEO培养计划”；同年8月，中央农广校、腾讯公司、中国农业大学联合启动“万名乡村职业经理人培养计划”；2025年12月，河北首期“万名乡村职业经理人培训班”开班。

在多个培训项目中担任导师的刘松，用一个形象的比喻作概括：省市政府是“脑”，负责方向把控和制度设计；基层乡镇是“胸”，要有胸怀，能容纳多样化实践；村社是“腰”，决定模式能否站得住、走得稳；而乡村CEO是“手脚”，具备灵活度和执行力，却无法独自支撑全身。

“如果结构错位，让‘手脚’去想战略，让‘头脑’去干具体项目，最后一定会出问题。”刘松说，只有各司其职、形成有机整体，融合生态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当前，乡村CEO培训和乡村运营实践正在全国多地展开。多位受访者认为，这一现象正在倒逼乡村治理方式和资源配置逻辑发生系统性调整。当乡村生态中的各类要素形成合力，乡村对人才的吸引力，才会从短期的“情怀驱动”，转向更稳定的“结构支撑”。

“不是人要不要留下来，而是这个地方值不值得人留下来。”蒋文龙用一句话，道出了乡村留才的底层逻辑。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乡村CEO能否留下来，早已不只是个人选择的问题，而是乡村振兴走向可持续的重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