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史金波、魏同贤、克恰诺夫主编的《俄藏黑水城文献》已出版到第31册，只剩下最后2册尚未完成。这批古籍基本涵盖了流失到俄国的全部黑水城文献，为西夏研究提供了大量重要资料，使西夏研究形势得到根本改观，为西夏学开辟了广阔前景，有力推动了西夏学和相关学科的发展。近些年西夏研究的重要成果和主要突破，多与这批文献有关。

俄藏黑水城文献的出版至今已持续近30年，真可谓旷日持久。30年间，上海古籍出版社换了4届领导，《俄藏黑水城文献》的两位主编克恰诺夫、魏同贤先后去世，史先生从中年到了耄耋之年。

把学术当成生命

除了读书、工作，史先生没有其他爱好。学术之于史先生，是兴趣所在，是情感所系，他已经把学术和自己的生命融为一体。

他常说，一个人如果抓紧时间，一天可以工作十个小时，休息日也可以工作。假若另一个人每天工作五六个小时，一辈子下来就差了半辈子工作时间，两相比较，在业务上可能会逐渐拉开很大距离。因此，史先生格外珍惜时间。他的生活中，没有周末，没有假期，也没有春节，每天伏案工作八至十小时，一年365天，天天如此，数十年如一日。如果哪一天没有新进展、新收获，他就会自责，就感到不安。

20世纪60年代读研究生时，史先生在导师王静如先生指导下，从抄写《番汉合时掌中珠》入手，记西夏字的形、音、义，研究西夏语语法，翻译西夏文文献。第一学期，他就熟记书中1000多个西夏字，完成论文《从〈番汉合时掌中珠〉看西夏文语法》，并能翻译一些简单的西夏文，有时还能找出一些规律，渐渐接近国内最好水平。1964年，史先生参加敦煌西夏洞窟考察，负责抄录、翻译莫高窟和榆林窟中的西夏文题记。那时，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工作、生活条件很差，洞窟的护栏尚未完全修好，每天爬上爬下很不方便。他们喝的是敦煌莫高窟下流淌的党河水，碱性很大，喝了容易腹泻。加上敦煌气候干燥，在那里工作的3个月，史先生经常拉肚子、流鼻血。但能够到敦煌工作，他的第一感觉是兴奋和幸运，从未以之为苦。

即使在“文革”期间，史先生也没有丢下自己的学问。1970年，他被下放到河南干校劳动。第二年，他乘探亲之机，将《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西夏文专号》和《辞源》带到干校，每晚在二层床上落下蚊帐，躲在里面学习。1972年回京后，他一面查找、学习苏联和日本专家出版的西夏研究著作，一面抄录资料，制作了几万张资料卡片，编辑西夏文字典。他又在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系统阅读、整理了该馆所藏100余部西夏文文献。1974年，他的第一篇考释西夏文文献的论文在《考古》杂志上发表。1976年，他与白滨先生到西夏故地调查，收获颇丰，还在酒泉发现了西夏后裔镌刻的《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

史先生热爱自己的工作，对待学术活动也很认真。他有一个习惯，每次参加会议，都要尽量看完会议论文集。即使年纪大了，从事西夏学的学者多了、会议论文集变厚了，他也要读完大部分论文。2016年9月，宁夏大学举行一次西夏学研讨会，满头白发的史先生不仅全程参与了为期两天的会议，点评了部分论文，做了会议总结，还抽空给宁夏大学人文学院师生做了一场学术报告，与会学者无不为史先生的勤奋、认真、执着而动容。

从发现西夏文社会文书开始，史先生的学术重心发生了转向，近20多年始终将解读和研究西夏文社会文书作为主业。他不仅对西夏文社会文书产生浓厚兴趣，还与之建立了深厚感情，他曾动情地说：“我对这些社会文书有浓厚的兴趣，没有丝毫的厌倦情绪。”“面对被铅笔、圆珠笔写画得凌乱、模糊，翻阅得发旧、泛黄的西夏文经济文书复印件或照片，感慨良多。我在它们身上倾注了十多年的心血，它们就像我养育了多年的孩子，不知被我抚摸过多少次，我感到十分亲切。”

填补西夏历史研究空白、恢复西夏社会历史真实面目，史先生将此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