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党项族为主体民族的西夏（1038年?1227年），前期与北宋、辽朝对峙，后期与南宋、金朝鼎足，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王朝。由于历史记载缺乏，西夏的很多社会历史不为人所知，一度被称为“神秘的西夏”。

20世纪初，大量西夏文文献在黑水城遗址（今属内蒙古额济纳旗）被发现，西夏学研究从此开启。史金波先生从1962年开始研习西夏文史，至今已整整60年。

陈寅恪先生认为“一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史金波先生正是在一代学术发展的关键时期，使用新材料，研究新问题，开拓新领域，引领了一个时代的中国西夏学研究。

啃下一个个硬骨头

无论翻译文献还是做研究，史先生从不走捷径，从不捡容易出成果的题目做，他总是选择那些最重要、学术界最需要的题目，抓住要害，啃硬骨头。

要读懂西夏文献，先得认识西夏文。明清以后，随着党项族的消失，记录党项语言的西夏文成为无人使用、无人可识的“死文字”。西夏文韵书《文海》对所收每一个西夏字的形、音、义都有详备注释，对研究西夏语言、文字有特殊价值。同时，《文海》对字义的解释涉及西夏社会的方方面面，也是西夏社会历史研究的基础性资料。

1969年，苏联学者翻译出版了俄译本《文海》，但这个译本存在诸多不妥之处。1975年，史先生在中科院图书馆看到俄译本《文海》，随即利用此书所附的影印西夏文刻本《文海》开始重新释读这部韵书。那时，学界能释读的西夏字只有2000个左右，史先生起初的翻译工作非常艰难。经过几年摸索，他独自完成了译文初稿。后来，白滨、黄振华两位先生加入翻译工作。他们将译稿油印了30份，按条裁剪，作成数万张卡片，以字系条，分字排列，编制出了索引，再通过这个索引，查到每一西夏字在《文海》中出现的次数，由此推定每个字的字形和字义。经过不断校对、修改，1983年，《文海研究》出版。该书的出版大大提高了西夏文字释读率，确定了5000个西夏文的字音、字义，对西夏文献的解读起到关键推动作用，成为西夏研究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研究西夏文字的构造规律是西夏学的重要课题之一。在没有见到《文海》以前，包括史先生本人在内的很多研究者，主要从“偏旁”入手分析西夏字，然而这种方法无法反映西夏文字构造的本质。译释《文海》，使得史先生对西夏文字的结构有了全新认识。他对《文海》数千个西夏字进行分析，归纳出60多种西夏文字构成方法，在此基础上总结出西夏文字的构造基本为“合成法”，并拟建出西夏文字构造体系。这一新的西夏文字构造体系，使西夏文字构造得到合理诠释，在国内外西夏文字研究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

西夏文是死文字，没有活的语言材料，即使我们知道每个西夏字的意思，如果不懂得西夏语语法的话，仍然不能翻译出清晰的句子。掌握西夏语语法就成了翻译西夏文文献，尤其是翻译没有汉文可供对照的西夏文文献所必须具备的条件。比如，西夏语中有多个存在动词，在阅读西夏文文献时，如果对这些存在动词的类别和用法没有足够的认识，则很难准确翻译原文。史先生在研究中发现，在西夏语中，不同的事物、现象，不同形式的存在，分别用不同的存在动词表示，其间有比较严格的界限。他于1983年发表《西夏语的存在动词》，首次系统论述了西夏语存在动词的类别、用法和特点，使这一过去看起来杂乱无章、难以理解的语法现象得到合理解释。

西夏法典《天盛律令》内容涉及西夏社会各个方面，是研究西夏社会历史重要的第一手资料，也是目前所见翻译难度最大的西夏文世俗文献。1987年至1989年，苏联西夏学家克恰诺夫将《天盛律令》翻译为俄语，出版了《天盛改旧新定律令(1149?1169)》，同时刊布《天盛律令》原件照片。史先生组织团队重新释读原书。他们经过5年集中攻关，反复推敲，至1994年，史金波、聂鸿音、白滨将全部西夏文原件汉译，出版了《西夏天盛律令》，2000年又出版了修订译注本《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该译本是西夏文文献汉译的代表作，全面揭开了西夏社会面貌，使西夏的法律、制度、职官、经济、军事、文化、民俗、宗教等面貌呈现于世，为揭开神秘西夏的面纱起到了关键作用。虽然该译本存在一些错漏和未解决的问题，但译文的大部分内容、诸多方面至今仍难以逾越，有力推动了西夏研究。在翻译文献的同时，史先生还利用《天盛律令》里的材料，首次对西夏的职官制度作了较系统论述。

西夏文草书是西夏研究的难点，也是学术制高点。1908年、1909年，俄国人科兹洛夫率领考察队在黑水城遗址发现的大批西夏文献，现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史先生曾数次赴俄罗斯整理西夏文献，在未整理、登录的110盒俄藏西夏文献中意外发现一批西夏文社会文书。这1500件社会文书，包括户籍、账册、契约、军籍、军抄帐、告牒、书信等，多由西夏文草书写成，释读十分困难。经过近20年努力，史先生初步破译了西夏文草书，整理了《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2至14册西夏文社会文书目录，出版了《西夏社会》《西夏经济文书研究》《西夏军事文书研究》等专著，为西夏社会、经济、军事状况提供了大量原始资料，弥补了西夏缺乏正史《食货志》《兵志》之类的史料，催生了西夏社会文书学。西夏文书不仅对西夏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其中一些文书在中国古代史上也是独特或稀见的珍品，为中国史学提供了新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