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晚上，丁衡高终于表态同意发射。他说，向中央领导请示了，中央领导说一线同志最了解技术情况，他们认为能打就打。

1990年7月16日上午9点40分，随着“点火”“起飞”口令的下达，“长二捆”顺利升空，横空出世。不久喜讯传来，火箭搭载的巴基斯坦科学实验卫星和模拟“澳星”成功入轨，完成了合同任务。

很长时间以来，王永志一吃饭就反胃，因厌食消瘦了十多斤，得知消息后他一反常态对秘书说：“我非常想吃点酱牛肉，或者红烧肉也行。”秘书很高兴，给他找来了一盘酱牛肉，他吃得非常香。

“长二捆”的成功发射引发了巨大的关注。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评论道，这预示着中国在卫星发射业务方面将上升为“大角色”，并将有能力将航天员送入太空。

“王大总师处理问题合情合理”

上马“长二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载人航天留下伏笔。突破捆绑式技术后，火箭运载能力由2.5吨提高到8.8吨，载人航天可以破题了。

1992年1月，经过“863计划”五年的论证，载人航天工程提上了日程。王永志被指定为工程技术经济可行性论证组组长。8月，他在中央专委会议上汇报了载人飞船的七大系统、总体方案以及“三步走”发展规划等，包括改进“长二捆”作为发射飞船的高可靠火箭。

9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审议载人飞船立项问题。丁衡高、王永志等做了详细汇报。最后常委会作出决定，要像当年抓“两弹一星”一样抓载人航天。

至此，载人航天工程正式立项，代号“921工程”。11月，中央专委任命了工程四位负责人：总指挥丁衡高，副总指挥沈荣骏、刘纪元，总设计师王永志。

姚昆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总师要从宏观上把握世界航天发展大势和前沿技术，对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具有应变能力，还必须压得住阵。载人航天工程涉及3000多家单位、数十万人员，七大组成系统（航天员、飞船应用、载人飞船、运载火箭、发射场、测控通信和着陆场）总师都是响当当的人物。这对王永志的协调艺术是一种考验，而他始终与七大系统历任总设计师和专家们保持了良好的关系。

在技术方案论证会上，航天员系统的技术负责人都认为先送大动物上天试验比较保险，并已选定云南猕猴。王永志在了解情况之后认为这一步并非必要，因为其他国家已有很多人上过天了，在天上停留时间已长达几百天，很多问题都有了结论，无须再用动物从头试验，要是连这一步都不敢跨越，岂不是只能永远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

最后，大家达成了共识，研制拟人代谢装置来代替动物试验，以节省时间和经费。因此，中国载人航天跨过了搭载动物试验阶段，直接从无人飞行进入载人航天飞行。

工程指挥部最初拟定的主着陆场在河南开封至驻马店间位于黄泛区的一片区域。1993年2月，王永志等乘车进行地面详勘，他看着窗外的景象，眉头越锁越紧。他觉得这里问题很大，一是树木和建筑太多，影响降落安全；二是人口密度较大，每平方公里达600人，每次发射势必要疏散大量群众，初期可能达130万人，太扰民了。

王永志（左一）等为载人飞船着陆场选址。

此时选址方案已上报中央并经批准，而且技术路线也要做很大的改变，一些人很有顾虑。但王永志认为，既然发现问题就要实事求是，不能文过饰非，最后统一了大家的意见。主着陆场最终选定在内蒙古四子王旗阿木古郎牧场地区，这里地势平坦开阔，人烟稀少，平均每平方公里只有7.9人，条件比较理想。

神舟二号的逃生设计中曾忽略了一个细节。火箭飞出大气层时一旦出了故障，就要实施船箭应急分离，保障航天员安全。但由于是应急分离，火箭中必然还剩很多推进剂，质量比正常分离时大很多，速度降不下来。形象地说，“失去理智”的火箭会一路“追杀”飞船。王永志提出，既然火箭无法减速，就只能让飞船加速。

姚昆仑说，在常人看来，王永志的建议似乎不甚合理。就像汽车要追尾了，应该是要求后面的汽车赶快刹车，但王永志的逻辑是，尽管这是后车的责任，但这时候谁也别埋怨，前面的车赶紧加速逃生吧。

这是火箭的问题，王永志让飞船来解决；也有飞船的难题（航天员手控船箭分离设计），王永志却“判”给火箭解决。因此很多人说，“王大总师处理问题合情合理”。王永志自己常说，工程不是“自古华山一条路”，而往往殊途同归，关键是要选择一条最好走的路。

一生如履薄冰

有人说，王永志是福将，是常胜将军。他先后主持六种航天新型号的首次发射，无一失利。他担任运载火箭研究院院长任内，负责的11颗卫星均发射成功。王永志自己则说，搞火箭这个东西总是如履薄冰，自己只是没碰上最坏的情况，就算幸运吧。

他对自己的总结是，这一生做了三件事——把导弹准确送到需要的地方去，把卫星送到各种轨道上去，把中国人送到太空去。

他出任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的13年中，各系统元老级人物逐渐被中青年骨干取代。神舟六号任务完成后，74岁的王永志再次提出应让年轻人来执掌帅印。2006年5月，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签署命令，批准王永志从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位置上退下来，由49岁的周建平接任。

王永志留学苏联时的导师米申说过：“做总设计师风险很大，这一生你不得神经病，也会得心脏病。这是一项压力很大的工作。”他一语中的，王永志几乎每天都处于处理问题、解决问题的状态中，一刻不敢懈怠，随身带着速效救心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