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初，徐芳园所在公司与外企的项目到期，公司把她调回办公室，负责管理技术类的客服团队，对客户反馈评分负责。若客户在评价时没有打满分，她需要分析原因，并培训团队的客服如何阻止“非满分”出现。
这种不可控的工作内容让她感到崩溃，于是又起了离职的念头。经理找徐芳园谈话，问年近30的她，有什么职业规划？她想了想，之前的正职工作都在换来换去，只有翻译是有积累，且可控的。
2020年6月底，徐芳园第三次辞职，成为一名全职的自由译者。当年，上海月平均工资为10338元，这个数据和她再无关系。
辞职后，生活圈也有所变化，用她的话说，是“从原本的郊区搬到更远的郊区”。她搬到了奉贤区，用2000块不到的价钱租了个大约30平方米的一室户，独居。
徐芳园现在的住所
小时候，徐芳园很向往卡夫卡的理想生活：住阴暗、潮湿的地窖尽头，不用出去，每天有人把饭送到门口，因此也不用跟任何人说话。现在想想也算是实现了，虽然她不住在地窖尽头，但确实可以一整天不用出门、不用跟人说话。
收入是绕不开的现实。文学翻译从来都不是一份可以养活译者的工作，部分译者用一份赚钱的工作来供养这份“爱好”，上了年纪，精力跑不过热情，就 “退圈”了。
徐芳园算过一笔账，要保持和上班持平的收入，必须每天翻译四千字，每月工作二十天。翻译字数一直是她焦虑的问题。
作为一名有经验的译者，徐芳园依旧没有形成“程式化”的工作方式。实际操作中，她努力逼自己，每天保持二三千余字的翻译量，几乎没有所谓的非工作日，连续工作两三个月，再出去玩几天。
一些译者同行日均五六千字，也有日译万字的业界传说，像正常上班一样的极度自律，她做不到。除了晚上专注的三四小时，剩余的时间都是她进入工作状态的准备期。
白天起床，她不用考虑上班迟到，没有家人在身边催促。吃早饭，学外语，看书，玩游戏，在沙发上无所事事地躺着，听窗外的鸟叫声，等阳光扫在身上。这些是她作为“社畜”时想要的奢侈和特权，也是她追求的“工作不饱和”的状态。
“余生皆假期，余生再无假期。”
跳不出的“舒适区”，接受自由的焦虑
进入一个行业，干到退休，是一种理想状态。一个人脱离职场，在坐进下一间办公室之前，这个人就处于一种“临时”的状态。签下一本书的翻译合同，徐芳园便会为这本书规划接下来的生活，将自己的“临时”状态顺延。
就这样，她的“临时”人生已持续四年，至少现在没有断档。
翻译的书陆续出版，和更多的出版公司建立联系。之前合作过的编辑会继续给她推书，也有陌生的编辑在豆瓣上私信她询问合作意向。有时候，项目没确定，编辑就找她，说书的版权签约还在走流程，能不能预定她的时间。若一个项目周期很长，她可以同时接下两本书的翻译工作，虽然以她的习惯，仍是译完一本再译下一本，但只要制定好工作计划，时间调配得当，她现在有得选。
在下一笔稿费到来之前，徐芳园会偶尔做点零工补充现金，虽然平时开销不大，现在也进入了消耗存款的阶段，这种“临时”能持续多久，她不知道。那些从事了一二十年的译者前辈，让徐芳园觉得翻译这件事可以持续做下去，至于更远的未来，不如走一步看一步。
人工智能的巨浪冲击着各行各业，翻译领域也不例外。为了赚点外快，徐芳园偶尔会接一些合同文书类等的商业翻译，机翻后再校对修改，基本一个下午就能交稿。对于文学作品，在她看来，AI翻译更像是对已有作品的搬运和拼贴，不知不觉地抄袭，不如自己翻译有意思。
全职译者并非是下定决心的结果，她也想过离开上海。
2021年底，徐芳园一边翻译着《耶鲁需要女性》，一边准备托福和申请国外学校文书。最终，她没有收获那个能让自己重新置身校园的Offer。这个想法逐渐放弃，就像现在她也不再想着投递简历重回职场一样。
在如今的求职市场，“空窗期”变成了敏感词，简历上的断档需要求职者想办法“粉饰”。“空窗”四年，她也编不出什么“自我提升”的借口。年龄和性别，让她对重返职场也不报太大希望：二十多岁时参加面试，HR问她有没有男朋友；现在她三十多岁，未婚未育，不需要再听HR的潜台词了。
翻译是徐芳园的擅长。对她来说，出门上班是逼自己跳出舒适区的方式，她试过很多次，最后发现，还是更喜欢待在家里，多认识些编辑，多译几本书。
摆脱上班的“痛苦”，也意味着要接受自由的“焦虑”，在她看来，所谓自由，不过是从一种束缚换到另一种束缚，“没书的时候焦虑要怎么接到下一本书，有书的时候焦虑翻译不完。”
徐芳园在自己的朋友圈为新书打广告
初中时，徐芳园没有朋友，被同学孤立。她跑到图书馆，借了本厚厚的《尤利西斯》。1904年6月16日，它的作者、爱尔兰作家乔伊斯与未来的妻子诺拉初次约会，漫步在都柏林的街头。120年后的6月16日，徐芳园在社交平台上宣传自己即将出版的第六本书——爱尔兰作家奥德丽·马吉的《他们涉海而来》。从年少爱上乔伊斯，到如今在自己译笔下看见爱尔兰，这是专属于她的奇遇。
居住在郊区，生活节奏是放慢了的。偶有朋友来西渡找她玩，她会推荐去渡口逛逛，坐坐轮渡，吹吹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