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在这个冬季仅有数十人的小镇上，在漫长的极夜中，能做的消遣也实在有限，就连食堂里过期杂志上的数独填字游戏，都被这些科考队员填得满满当当。

　　李斌说，自己每天都会收到国内同事的信息，与家人也会每天视频连线。与此同时，在人迹罕至的北极，不同国家的科考队员会更加抱团互助。每天去食堂吃饭时，如果看到有其他国家的科考队员心情不好，或者几天没来吃饭，大家都会关心询问。

　　有人选择离开。李斌的好友、意大利科考站队员西蒙内塔·蒙塔古蒂（Simonetta Montaguti）已经决定辞职，不再从事极地科考工作。说起西蒙内塔，李斌眼中满是敬佩。这位年近五旬的意大利女队员，曾在南极内陆协和站越冬，冒着零下六七十摄氏度的严寒外出检修设备。尽管经验丰富、功勋卓著，但西蒙内塔有些厌倦极地的生活了，“我现在想转换一下自己的人生赛道”。她告诉记者。

　　在记者结束黄河站采访时，一位管道工程师也结束了自己在新奥勒松的工作，与记者搭乘同一班飞机离开了这个北极小镇。

　　更多极地工作者选择留下，包括李斌。“我想，我还是会坚守，我喜欢极地，也喜欢极光。”李斌说。

北极深处的“小联合国”

　　与在南极相比，李斌更喜欢在黄河站越冬的感觉。这里温度相对舒适，最冷也就零下二三十摄氏度。在南极时，各国科考队员一般只在自己国家的科考站里，与其他国家科考队员交流不多。而新奥勒松则像个“小联合国”，不同国家的科考队员一起吃饭、健身、交流工作和生活。最重要的是，大家可以分享共同的经历。“大家都是极地工作者，聊起来，有些人上个月还在南极，现在就在北极。”李斌说，“只有在这里，我才能找到有这么多共同话题的人。”

　　各国科考当然有竞争，但更多的是合作。如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关注的议题，也是各国极地科考人员热议的话题。由于地理原因，两极地区往往是受全球变暖影响最大的地区，相当于温室效应的“放大器”。

　　在斯瓦尔巴群岛首府朗伊尔城的北极探险博物馆，工作人员伊达·玛丽·艾勒森(Ida Marie Eilertsen)告诉记者，自己2011年刚到这里时，一个夏季只有一两天最热的时候能穿短袖，每次只能穿一两个小时；但近两年，她每年都有至少半个月可以穿短袖外出。“在北极生活的每个人都能感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

　　李斌记得，自己2018年来黄河站越冬时，新奥勒松的海面有部分封冻，但今年没有冻上。这说明全球变暖是切实存在的，而且在北极更为明显。根据一些研究海冰的气候专家所做的学术报告，北极地区海冰的缩减非常快，威胁到北极熊、海豹等当地动物的生存。

　　何昉告诉记者，气温的大幅升高，对于北极圈内动植物的习性和微生物的繁殖都会造成很大影响。各国科考人员在北极能够观测到更明显的气候变化及其对生物圈的影响。全球变暖在极地对冰川运动的影响也相当显著。“由于在极地温度上升更多，我们可以通过研究全球变暖对极地生物圈和冰川的影响，来预测如果全球变暖继续下去，几十年后会给地球气候和环境造成怎样的重大影响。”何昉说。

　　黄河站的不少科研成果不仅造福中国，也为其他国家所共享。何昉介绍说，黄河站近年来一直在做北极污染物监测。这些污染物都是从人类活动较多的地方，经大气和海洋环流来到北极。通过监测数据，科考队员会研究这些污染物的构成、传播路径和对环境的影响。“污染物的传播是不分国界的，所有国家都会不同程度受到影响，所以外国科学家对黄河站的监测情况和研究成果也很感兴趣。”

　　多年来，像何昉和李斌一样，中国极地科考人正不断用自己的勇敢和努力，在地球两极书写着新的历史。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极地科考事业进入了“快车道”。1984年至今，我国相继在南极建成长城站、中山站、昆仑站和泰山站。如今，我国第40次南极科学考察队正日夜兼程奔赴南极，建设罗斯海新站，这将是我国在南极的第五个考察站。与此同时，我国对北极的考察也在持续推进。2004年7月，我国第一个北极考察站黄河站在新奥勒松建成；2018年10月，我国在冰岛北部的凯尔赫建成中国—冰岛联合北极科学观测台。

　　“上天、入地、登极、下海，是人类探索自然奥秘的极致挑战，是智慧和勇气的体现，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直接反映。”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刘嘉麒在一篇名为《极地科考 造福人类》的文章中介绍，我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能够在极地独立开展科考工作并建立科考站、持续进行科学观测的国家之一，正在国际极地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明年是我国开展极地科考40周年，也是黄河站建站20周年。随着我国对极地研究的日益重视，我相信黄河站的未来会更好，更坚信中国极地研究未来可期！”何昉说。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张玉亮 马志异）